结婚

无证婚姻埋下失地伏笔

受访人：刘某，女，1976年出生，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人。与现任丈夫在北京经营一家米油副食店。

由于夫妻性格不合，刘某的第一次婚姻以短暂的几个月结束。当时结婚只是摆了酒宴，没领结婚证。她的第二次婚姻依旧没领结婚证，并先后生了三个女儿，由于担心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被罚款，三个女儿至今没有上户口。

按照当地习俗，证明青年男女成婚的仪式就是双方家里摆婚庆酒席，不管是否有结婚证这一纸证明，只要这个过场走了，村里人就公认二人的结合。而恰恰是这一原因，为她后来失去土地埋下了伏笔。

没有领结婚证，加之婆家地处偏远农村，生活水平较低。因此在结婚后，刘某没有将户口迁到婆家。而娘家村认为她已经办了酒席，便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于2000年将她的户口注销，并收回其土地。“我又没有死，我死了得有死亡证明才能注销我的户口和土地，凭什么无缘无故就没了地？”刘某感到气愤却无可奈何。

2008年，刘某娘家村的土地被县城征用，村民们都拿到了补偿金。但刘某因为户口被销、土地被收回，没有拿到任何经济补偿，成为一个地道的“失地农民”。为了讨个说法，刘某于2008年底找到了娘家村村干部，村干部认为她已经出嫁，即使户口未迁到婆家，也已经不是娘家的人，因此拒绝兑现补偿金。她又找到镇里寻求帮助，在几经波折后，她拿到了70元的补助，这是十年的土地补助，也是她惟一拿到的补偿金。

时至今日，刘某依然在为获得土地补偿金奔走。她恨自己由于没文化总是找不到合适的途径解决问题。对于自己多年维权的执著，她说：“农民工也一样，到哪儿都离不开地。”

离婚

人户分离，土地使用权有名无实

受访人：董某，女，37岁，初中文化，2008年离婚后独自外出到北京市海淀区务工，目前主要从事家政服务业。

1996年，董某与北京市通州区的丁某结婚，婚后在婆家村居住，并于翌年将户口从原籍迁入北京通州，仍为农业户口。

2008年初，由于感情破裂，董某主动提出与丁某协议离婚。离婚后，董某获得了女儿的抚养权，但她本人及女儿的户口至今仍保留在前夫家。她不无自责地表示，离婚时并不清楚户口与房产之间的关系，因此在离婚协议中忽视并间接放弃了对夫妻共有住房的财产权，进而导致了她离异后因居无定所而使户口出入两难。

由于文化水平较低，且缺乏专业的劳动技能和从业经历，她在北京只能找到一些临时性工作，即与家政公司只有口头的劳务约定，未曾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也从未上过任何社会保险。现在，她同时在六七个雇主家做小时工，月平均收入仅1000多元且极不稳定。

由于董某的娘家村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她的土地从婚后至今并未被村里收回，而是由其父母代耕。2004年，董某的前婆家村进行了一次土地调整，董某及其女儿因为有该村户口而分得了1.6亩土地。

然而，无论是在董某娘家还是前婆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登记的均为户主的姓名，即尽管她目前在两个村形式上都享有土地，但在实际上这些土地都不在她的名下。

在争取土地权益的过程中，董某虽然找过村领导，也曾向一些妇女权益保护组织求助，并咨询过专业律师，但目前尚未找到一个有效的解决途径。董某感到很焦虑：目前已在实质上失去了土地的基本保障，日后的生计和养老何以为继？

【记者点评】 这两个案例中，主人公遭遇的困境在众多流动妇女中非常普遍。她们对失去土地负有一定责任，权利意识也很模糊。有关专家认为，流动妇女的土地问题更多地是由传统文化和观念冲突造成，但土地政策、社会保障、救济途径和利益表达机制匮乏等问题，也使这些进城务工女性在遇到困难时更多表现为无助。如何改善流动妇女土地权益状况，保护这部分并不算小的人群的合法权益，为她们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需要有关部门仔细考量。（郑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