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大幕开启，正赶上新起草的《老年法》拟将子女“常回家看看”入法，于是，一幕国人维系亲情的忙碌，便铺陈在公众面前。

为了回家，为了团圆，为了内心的那些最传统、最基础的道德伦理，有些人需要在艰难的生活中，好好地盘算一下，是花高价买动车或高铁车票，还是用十多个小时的时间节省几百元的交通支出。不管是大学生，还是农民工，又或是身处职场的小资白领，过年回家的背后，都有一笔不小的支出需要承担。

“常回家看看”入法，确是一种巩固个体道德坐标的明确方式，但马上便面临了一系列的现实难题。说穿了无非个体在时间和经济上的压力和支出。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在树立个体道德维度的同时，几乎将道德成本全部抛给了个人承担。

道德是人性中一种隐蔽但确凿的存在，在个体身上一旦形成便挥之不去，它对个体的影响源于内心而发乎外在，对社会和谐运转，是一种最为低廉却高效的约束力。然而，道德又是有成本的，我们要去掉身上的动物性就要付出代价。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道德成本的支出，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更该是社会乃至国家的事。

从“常回家看看”入法不禁想到，当代社会还有多少由个人买单的道德支出？几年前，南京彭宇案之后，各地“见老人不敢帮助”的版本不断上演。彭宇后遗症，正是制度未尽保护道德之责,而对社会造成的一次深远伤害。彭宇个人的经济损失，变成了弥漫在社会中巨大的不信任，这种人人自危式的过度自我保护，原本可以用制度避免。然而，遗憾的是，即使“见死不救”层出不穷，由制度造成的道德损失，依然没能用制度很好地弥合。

事实上，从我们民族的道德传承去追问，由国家承担一定的道德成本，还是有根可循的。曾仔细研究过唐朝的假日安排，发现假期真是五花八门，比如：父母住在3000里以外，每3年有30日定省假；儿子行冠礼，给假3天；儿女婚礼，给假9天；父母去世，文职解官3年，武职100天；近亲去世，给假为30天、20天、15天、7天不等；亲身授业之师去世，给假3天；亲人忌日，给假1天……据《大唐六典》所载，唐朝的假日最多时计有一百多天，约占全年的三分之一。

由此看来，唐朝的休假制度，不仅体恤了人之亲情，还营造了用道德维系社会关系的氛围。比如，对于官员来说，父母去世，如果谁不休这个丁忧假，恐怕外在压力足以令其背上罪责。由此可见，正是这些制度，像绳索一样，牢牢地拴住“道德”的社会认同。反观现代社会，在依法治国的刚性准则下，道德这种既低廉又高效的社会运转隐规则，却在追求经济高增长的浮躁氛围中，被忽视了。

从另一种角度看，“常回家看看”入法，也可理解为从制度层面对道德进行的一次显性约束。只是，当提出对个体道德的明确要求时，国家能否承担部分道德成本，比如，春运期间能否让高高在上的高铁票价低一些；对见义勇为者的保障措施更加持久而全面一些；有什么部门出面治疗一下后彭宇时代的社会道德裂隙……

在培育个体道德的路上，政府需要有所作为。不能仅仅依赖典型人物的激励，也不能将道德的全部成本强加于个体，在制度中为个体道德成长留有空间，帮助个体承担部分道德成本，用温情的方式引导道德，而非法律的方式绑架道德，这样的道德才是真道德，这样的道德力量，才会逾越用金钱衡量道德的无奈计算和精心算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