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近日牵头发布报告《控烟与中国未来》，报告透露，中国在签署《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至今的5年中，吸烟率居高不下，中国控烟履约绩效得分很低，位居参与国末尾。

中国曾承诺2011年1月9日前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实现100%禁烟，现在不但未实现，二手烟受害者在最近3年内还增加了2亿人。

据透露，自签署《公约》后，中国香烟生产量从2002年的17224亿支猛增为2009年的22901亿支；2010年，中国因吸烟产生的直接医疗费用达664.75亿元；预计到2020年，中国归因于烟草死亡的人数将达到200万人，占世界总数的21.3%。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监管体制不合理，根深蒂固的香烟社交以及执法乏力成为控烟不力的三个主要因素。

政企不分是履约最大障碍

受访的控烟专家均认为，目前我国烟草行业的政企不分现状是履约最大障碍。

据《烟草专卖法》，烟草行业的监督权属于国家烟草专卖局，它同时又是中国烟草总公司。

报告撰写者杨功焕直言，“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兼任中国烟草总公司总经理，控烟管理和烟草企业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国家烟草专卖局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公约》中有“提供戒烟帮助、警示烟草危害、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以及烟草加税和加价”等规定。杨功焕告诉记者，这些方面，我们基本没有进展。

杨功焕认为，实现控烟承诺，需要精心立法且严格执行，合理有效地运用税收价格手段，严格限制烟草广告，增强包装警示力度，在全社会倡导普及关于吸烟的文明观念，简言之，不外乎“礼”、“法”二字。“这场事关国人健康与文明的控烟战争，我们也许还要打很久。”

执法主体乏力

在执行层面，目前作为我国公共场所以及各单位禁烟执法主体的是各级爱卫会，由于其并非行政机关，而是无独立法人资格的松散机构，法定职责为“协调”，缺乏威慑力。在一些单位，爱卫会均由本单位行政或后勤人员组成，甚至一些单位爱卫会领导自身仍然嗜好吸烟，在实际生活中根本无法有效进行监管。

我国香港地区修订后的 《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就明确规定，在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面禁烟，执法主体是香港控烟办公室，违法者最高可罚 5000 港元；而在美国，有49 个州制定了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法律，其中45 个州的法律对政府部门禁烟，24 个州对私营部门禁烟。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监管烟草行业方面有前所未有的权力，包括在学校300米范围内禁止烟草广告和对全部经营性公共场所检查的权力。

相比这些国家和地区，我国的禁烟执行情况不容乐观。

根深蒂固的烟酒社交文化

控烟在中国，要面对的除了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执法疲软，烟草利益集团的阻碍外，还有畸形扭曲的“社交烟文化”。

王子平读书时烟酒不沾，毕业后在国企办公室工作，平时应酬很多。很多时候他感觉自己是“被吸烟”。“经常有人对我说，对方是领导，给你敬烟是瞧得起你，你不接过来抽，工作不好开展。搞得我压力很大，不得已学会了抽烟。”他对记者说：“再说反正他们都在我面前喷烟吐雾，都说二手烟比一手烟危害大，我还不如直接抽一手的。”

烟酒社交的习气在中国根深蒂固，在很多国人看来，见人敬支烟是拉近距离的方式，对方如果不接受是不尊重人的表现。

此外，有百害无一利的香烟在中国还成为反映人的社会地位的标志，甚至成为腐败的润滑剂。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原南京江宁区房管局长周久耕落马，导火线就是被网友曝出的一盒“九五至尊”香烟。

逢年过节给领导、官员塞几条烟几乎已是一种文化现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就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明文规定来杜绝“礼品烟”“高档烟”的礼尚往来。中国控烟协会副秘书长张静认为，如果烟盒包装全部采用晚期肺癌患者病变的身体器官图案，人们习惯把香烟当作礼品的现象将得到有力遏止。

“控烟关乎国人的健康，但目前的现状，中国控烟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杨功焕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