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据1月3日《广州日报》报道，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广东的杜先生开车撞伤摩托车司机。事后，他开着车将伤者送去医院，再回到现场接受调查。然而，交警因此认定他破坏了现场，需负事故全责。法院审理认为，交警对事故责任的认定合法准确。但考虑到杜先生的施救行为符合公序良俗，故减轻其民事赔偿责任。这一案件引发公众对“抢救伤者”与“保护现场”究竟孰轻孰重的讨论和思考。

假如公共服务跟得上

□贺 方

救人和担责是否必然存在矛盾？这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因为类似的案件以后还会出现。如果这样的价值冲突不能得到合理的平衡，即便救助者的责任被适当减轻，也起不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明确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也就是说，法律要求并且鼓励车辆驾驶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立即抢救受伤人员。

不过，法律同时对这种救助行为课以了义务——“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然而，鱼和熊掌往往不能兼得，多数情况下，救人就不能保护现场，而保护现场就无法救人。

前段时间，深圳一老人摔倒后由于无人搀扶窒息而亡，正如当时一位网友所言，“不是没有人情味，而是社会的经验教会了我们，要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类似的困境，与其说是当事人的困境，不如说是公共服务的困境。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的自觉救人，在效率上与公共服务的救助相差无几，相信更多的救人者会首先选择借助公共服务来救助受伤者。公共服务越及时有效，救人者陷入道德困境的概率就越小。从这个意义上讲，救人和担责之间的对立，不单单是救人者的道德困境，也是公共服务不到位的困境。如何从这些个案出发，推动我们的公共服务再上台阶，才是解决此类道德难题的最好途径。

坚守生命至上的价值判断

□李劭强

也许有人说，承担全责是对法律规定的一种坚守，是防止那些恶意破坏现场者。这当然是一种可能，但任何时候，人的生命都应该放在首位，救死扶伤的善意应该无条件地被保护。

在车祸发生时，是否救死扶伤首先是个价值判断问题。至于救死扶伤是否破坏了现场、是否导致了责任无法认定，则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即使救死扶伤造成了事故责任认定的麻烦，也应该在是否需要先救死扶伤这个问题上，作出清晰的价值判断。而事实判断是可以逐渐接近的，毕竟通过一些人证、物证可以最大限度地还原现场。

不可否认，有时事实判断是个麻烦事，涉及很多琐碎的细节、已逝的情节，但是并不能因为事实判断麻烦，就放弃了价值判断的清晰，甚至降低了价值判断的坚持。否则，只能带来价值判断和标准的紊乱。尤其是那些经由法院作出的判断更要坚守价值的秩序，因为一些个案对人们基本价值判断的冲击力不可小视。彭宇案的后遗症便是一例。

别因事实判断的复杂而放弃价值判断，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个需要坚守的价值理念。

相关法规应更具体

□龙敏飞

抢救伤员还是保护现场？对此，法律有明确规定，即“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这看起来是司法救济的给力，但这法律规定的背后还有未竟之问。

首先，抢救伤员与保护现场到底哪个优先？法律并没有给予明确规定，只说变动现场，应当标明位置，却没有明确如何标明、用什么工具标明，如何能让交警看得懂。这些具体操作步骤和方法不明确，标明位置恐怕很难实现。

其次，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是法律专家，对法条了如指掌。试问，如果不是这一案件的曝光，有多少人知道救人前还要标明位置？就算“业务”再熟练，标明位置也会耽误些时间，而救人的好时机很可能就差在这几分钟。

在这样的矛盾与纠结之下，“抢救现场负全责”引发的争议，其实是在呼唤相关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健全。比如，是否可以明确规定“保护现场”与“抢救伤员”究竟孰先孰后；什么样的紧急情况下，可以马上救人而无需标明位置；是否可以加大普法力度，让更多司机懂得怎么标明位置？如果相关法律法规能再具体详细一些，有些矛盾和争议其实是可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