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首份《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全面、系统地介绍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基本情况。白皮书介绍，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03年至2010年，中国公众对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成效的满意度平稳上升，从51.9%提高到70.6%；公众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从68.1%上升到83.8%。

公众对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成效的满意度平稳上升，中国反腐制度建设日臻完善，反腐倡廉成绩可圈可点。但是，就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结果而言，虽然公众满意度平稳上升，但是不少公众对反腐仍然不满意。

从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贵州省政协原主席黄瑶等问题高官 “落马”；到中办、国办要求“裸官”书面报告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情况，中央查处大案要案，预防腐败的决心是坚定的，但是，反腐工作任重道远，一刻也不能放松。如何创新反腐制度设计，营造“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法治环境显得迫切而必要。

除了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反腐倡廉政策以外，从监狱防腐、配偶反腐、廉政屏保、廉政短信到廉政教育进校园，地方也在积极探索反腐制度设计。但是，反腐制度建设仍然不尽完善，腐败案件仍然居高不下。近日，甘肃窑街煤电集团原董事长李人志在任职期间大搞买官卖官、权钱交易、插手招标，收受贿赂上千万元，被法院一审判处死缓。李人志在“忏悔录”中还责怪纪委、检察院没有对他进行廉政警示。自己贪赃枉法反怪纪委、检察院没提醒，这不是倒打一耙吗？但是换个角度看，李人志的另类“忏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反腐制度的不完善。设计、安装反腐补丁，利用反腐补丁对权力运行扫描、杀毒，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十分必要。

从根本上讲，反腐倡廉，除了查处大案要案，监管“裸官”这些事后措施以外，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前移反腐关口，坚持“标本兼治、重在预防”，强化权力监督，推进官员财产报告制度提速。如果官员腐败已成事实，“裸官”财产已经转移，不仅大大增加监管成本，也会给国家与人民造成重大损失。

有道是，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推进官员财产报告制度，把官员及家庭成员的财产收入情况暴露在阳光下，既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也是从源头约束官员贪腐的积极举措，不仅便于有关部门掌握官员廉洁自律情况，也有助于公众参与权力监督。一些国家的反腐经验也证明了建立健全官员财产报告制度的必要性。

虽说官员申报家庭成员财产收入状况涉及隐私的问题，但官员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民众有权利监督其使用权力，保持清正廉洁。在一定意义上讲，官员的隐私空间比普通公众小一些，其有关信息并非单纯的个人隐私，而是一种公共资源。公众有权知晓这种公共资源。

由此推想，如果官员个人事项由报告走向公示，官员及家庭成员财产裸露在公众视野下，舆论监督力量被充分调动起来，对官员的权力监督逐步实现从内部监督向外部监督的转变，不仅可以降低反腐难度，减少反腐成本，而且有利于约束官员保持权力谦卑，真正提高公众对反腐的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