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输液可以让病好得快些，却没意识到输液可能会带来某些副作用——这也许是造成中国人均输液量远高于国际水平的主要原因——据12月27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召开的联组会议上说，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过度用药危害着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医疗领域公认的原则是：能吃药尽量不要打针，能打针尽量不要输液。但这一原则正在越来越多地被违背。

究其原因，除了病人盼望痊愈的迫切之心，更关键的还是利益驱动。朱之鑫称，过去在“以药养医”的体制下，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过度用药的情况非常严重，特别是抗生素、激素、维生素和输液的滥用，被戏称为“三菜一汤”。

资料显示，我国人均年消费抗生素约138克，而美国仅为13克。过度用药的危害不可小觑。某种程度上，过度用药不啻饮鸩止渴。

要遏制医生过度用药的冲动，必须剥离医药之间的利益关联。新医改中推行的基本药物制度即旨在实现这一改变。该制度是国家针对主要影响人群健康的疾病问题，在所有上市的同类药品中，由专家利用科学方法优化选择出的、最具安全有效性、成本效益最佳的药品。基本药物在基层实行零差率销售，政府提供补贴。

然而，在一些地方实行基本药物制度之后，过度使用医疗设备的状况却有所抬头。所谓压下葫芦起来瓢，管住了药价，又拿什么关上检查单满天飞的闸门？拿什么堵住小病大治的黑洞？

过度医疗包括过度检查、过度治疗（包括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和介入治疗等）、过度护理等若干环节。对于医患关系这一高度信息不对称的关系而言，前者因为高度的专业性而占据强势地位。医院和医生要想获得更多的利益，从哪个环节都可以下手。唯有截断利益驱动的源头，才是治疗过度医疗顽症的根本，也是新医改在缓解看病贵难题中所遵循的一条主线。

正如卫生部副部长张茅在12月24日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联组审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所说：“要缓解看病贵的问题，首先要加快深化医改，扭转现在一些公立医院存在的趋利倾向，真正使公立医院坚持公益性的方向，减少过度医疗、大检查、大处方。”

医改之难，是因为医药事业纠结于公益与盈利属性之间，需要摆脱层层叠叠的利益纠结。而求解过度医疗，不仅需要国家持续加大医疗卫生投入，努力实现“管办分离、医药分开”，还要制定出一整套监管过度医疗问题的标准和规范，有严格的惩戒法规和问责制度，让医生们的开处方之手有更多顾忌；还要让医疗路径更透明更公开，让患者一方拥有更大的知情权。

当然，鉴于医疗行业的特殊性，过度医疗的界定涉及举证责任和鉴定机构的确认等问题，且不同案例又具有相当大的差异性，所以很难有量化的标准。真正的衡量之秤，可能还存于医者心中。

医乃仁术。好医生不可或缺的一个标准就是要真正为病人着想，要有对这一神圣职业的敬畏。只有当医生在开处方、开化验单的时候，一心想着如何更有效更经济地给病人解除病痛，而没有其他利益诉求杂糅其中，才能为病患做出尽可能有益的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