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年3月1日起，符合条件的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执业医师，经注册，可在本市行政区域内2-3家医疗机构依法开展诊疗活动；鼓励医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多点执业；鼓励精神卫生专业、儿科专业、康复等专业的医师到综合医院和传染病医院多点执业……”日前，北京市卫生局出台的《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试行）》，点燃了人们对医师多点执业的关注热情。

实际上，早在2009年，卫生部已下发《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引导医师合理流动，并鼓励医师主动自愿到基层和农村多点执业。“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被视为新医改方案的一大“亮点”。

随后，上海、昆明、福建等地的医师多点执业悄然进行。

医师多点执业这一“新政”能否改变医疗资源失衡的状况，让更多基层群众真正享受实惠？多点执业能否成为推倒医疗资源分配失衡的“多米诺骨牌”第一张牌？

优质医疗资源“沉”到基层

记者在采访中，一位北京市郊区县卫生局的工作人员抱怨，“基层的优秀医生太少了”。前几天，她4岁的儿子得了小儿疝气，疼得直打滚，到县医院看儿童门诊，医生连摸都不敢摸，说“不会治，得赶紧抢救”。她急忙拨通120，花了400元把儿子送到北京市儿童医院，不到2分钟，医生就给复位了。

大医院人满为患，专家诊治“一号难求”；民营医院、二级医院和社区医院无人问津……医疗资源分配失衡让医院、患者都很辛苦。据统计，北京一年的“专家号”仅有约178万个，远远无法满足来自全国的“硬需求”。

“医师多点执业将使优质资源下沉，改变大医院人满为患的状况，解决挂号难的现象。”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指出，医师多点执业意味着医生将成为“自由身”。在医院任职的医生可以兼办诊所，在社区为民众服务。医生们的收入将有所提高，而且他们不用再依赖于现有工作单位的工资和奖金，也不必依赖于向患者推销高价药品来贴补家用。

据介绍，多点执业对于患者绝对是个利好消息。患者不必千里迢迢赶到大城市，在三级甲等医院门前饱受排队挂号之苦，他们有望在居住地附近的医院或社区诊所接受大医院专家们的诊疗服务。同时，基层和社区医院也有机会聘请专家当“坐堂医生”，而不是偷偷摸摸请来“走穴”。

卫生部《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多点执业”是指医师在两个以上医疗机构从事诊疗活动，不包括外出会诊。因此，有观点认为，医师多点执业将改变当前普遍存在的医生“走穴”现象。

多点执业不是“走穴”合法化

在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谈：每逢周末，一些三级甲等医院的院长、副院长、各科室主任便在机场不期而遇，其整齐程度几乎可以开场院务会了，一番寒暄后，他们便各自飞往不同目的地“走穴”。

在国内，医生“走穴”早已成为众人皆知的“秘密”。曾经在北京一家民营医院从事管理工作的陈阳（化名），常年带领眼科专家到各地“走穴”。他告诉记者，“周末门诊”、“飞行手术”一般按例收费。以白内障手术为例，走穴医生做一例手术可以得到几百元，勤奋些的医生两天做七八十例不在话下，一个周末就能赚几万元。“一些学科带头人的出诊费更是昂贵，一年挣到300万到400万元的都有。”

陈阳是“走穴”的支持者，他认为，医生利用休息时间到外地看病，主观上为自己增加了收入，客观上也起到了重新分配优质医疗资源的作用，让外地患者在家乡就能获得一流医生的诊治，算得上“双赢”。

而北京某部队医院原外科大夫武军（化名），虽然曾作为专家被请到外省“走穴”，却对这一行为“不赞同”。“无论是患者、医生、医院还是上级主管部门，在‘走穴’中都将面临一定风险。”他认为，“走穴”存在很多隐患，比如，由于走穴医生在水平较低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基础上为患者治疗，极可能影响治疗效果；长途旅行的疲倦让医生很难保证诊疗水平；在实施治疗或手术后，一旦出现医疗事故，患者很难维权；个别地方医院打着邀请国内一流医生走穴的旗号，欺骗患者，等等。

“‘走穴’肯定不合法，却无从处罚。”据有关专家介绍，我国1999年起执行的《执业医师法》规定，医生只能定点注册行医，且“不得利用职务之便，索取、非法收受患者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但界限划定比较模糊，于是，一些医院和医生钻了空子，以“专家”、“顾问”、“指导”为名的“走穴”成风。

“多点执业不是‘走穴’合法化。”武军认为，卫生部门推动的“医师多点执业”，要求医生进行注册、备案，并购买医疗责任保险，这与“走穴”有着本质不同，使医疗行为处于政策监管之下，有利于医生为患者提供更加系统的诊疗，保护患者的权益。

“卫生行政部门的一厢情愿”？

然而，“多点执业能吸引多少医生主动参与？”许多业内人士表示质疑。

福州卫生部门进行的医师多点执业尝试，由于诸多原因，最终“流产”；而在医师多点执业国家级试点城市昆明，截至2009年底，实际申请的医师仅81人，远远低于该市中级以上医师登记人数。

陈阳认为，行政主管部门允许并倡导医师多点执业，对三甲医院中的普通医生具有一定吸引力。这部分医生还没有更多“走穴”的机会，其业务水平又高于二级医院和社区医院的医生，他们有更多时间、经历和意愿加入多点执业的行列，无疑将提升基层医院的诊疗水平。

在北京市出台“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后，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著名心脏专家马长生教授表示，将在多点执业政策正式实施后，考虑到社区医院等基层单位出诊，以减少老年病人的来往奔波之苦。

但是，又有多少专家、学科带头人愿意跑到基层医疗机构注册呢？

武军说，很显然，政策引导下的“鼓励”措施很难与“走穴”的收益相比。让医师主动受聘为第二家或第三家医疗机构服务，本意是缓解基层医疗机构的资源欠缺问题，但很可能最后变成医生仍在收入较高的中心城市或民营医院多点执业，专家资源很难真正辐射到基层。“从医生的角度，基层患者能否得到更多实惠，还要看医生如何做‘金钱与职业责任’的选择题。”

与此同时，医生现所在医疗机构的态度也一定程度决定了医师多点执业的生命力。

多点执业要求医生首先取得现供职医院的书面同意，并在书面协议中明确医院、医生双方的权责。医院要按照合同或协议，规范医生执业行为，定期做考核。许多受访医生对此感到担忧，现在医生的各项保险全部由所在医院负担，“拿着本医院的福利，却在帮其他医院工作，医院管理者能愿意吗？”

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表示，医疗机构要有“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的理念，“让有合法资质的人员流动起来，合理合法地实现自我价值”。

有专家认为，医师多点执业应首先改变医生与医院的依附关系，改革公立医院行政化事业单位体制下的人事制度。让医生摆脱“医院固定资产”的身份，回归自由职业的本性。

“现有法律规定与医师多点执业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矛盾。”武军直言不讳，完善现有法律法规，明确医生的身份、权利和义务，消除“灰色地带”，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医疗资源得到更大化利用。此外，还要扩大医疗机构容量，完善医生培养体制，平衡各地医疗水平……“在医疗体系这张大网里，需要修复的地方还有很多，否则，单独提出医师多点执业，也只能成为卫生行政部门的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