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一名孕妇产时出现胎盘早剥，危及母子生命，必须进行剖宫产手术。然而经医生、家人轮番劝说，孕妇仍坚持拒绝签字，甚至在手术台上大喊“要自己生”。最终，医生在征得其家人同意后，强行为其进行了剖宫产，结果是孩子死了，母亲的生命保住了。

法律规定的脚步永远赶不上情势变幻的翅膀。当法学界还在对北京“患者家属拒签手术协议致产妇死亡一案”议论未尽的时候，广州出现的情况与北京拒签事件恰恰相反，于是此事件又引起了新一轮的争论：医生处置权与病人签字权孰轻孰重？

广州事件的结果虽然不算皆大欢喜，但就此事件来说，医生的临危决断算是英明正确。但事件发生后，诸多法学界人士还是对此提出质疑：在病人神志清醒的情况下，家属能否代病人做出剖宫产的手术决定？该医院的医务部副主任蔡湛宇事后称，《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时候，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医院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但医院这样做，显然承担着很大的法律风险，因为，在医疗纠纷的法律适用上，一直存在着违约与侵权的“双轨制”，这种“双轨制”与蔡主任的解释有很大距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由规定，医疗纠纷案件案由分别是“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和“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两种案由分别归纳了医疗违约责任与医疗侵权责任。且不说蔡主任把这种情况归为“不能取得患者或近亲属意见”是否符合立法本意，但就患者来说，完全可以以医院违反医疗服务合同而追究其违约责任。

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当病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时，其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只有在病人在病情严重不具有缔结合同的能力时，才可以由其近亲属代为缔结医疗合同。针对此案也就是说，医疗行为必须在患者知情并同意的前提下，才具有合法性。

在北京“患者家属拒签手术协议致产妇死亡一案”发生时，许多学者都建议给予医生“强制医疗”的权力，这在当时看来似乎很有正当性。但从本案来看，对一般患者实施“强制医疗”就成了“医生说了算”。如果把两个案件放在一起，读者就会发现这又成了一起不可复制的医疗案例。

像这样的矛盾在医疗服务合同中还大量存在，比如为了解决患者因为医学知识缺乏不能举证的问题，法律上设置了医疗“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但趋利避害是人的一种本能，为了规避举证责任的风险，一些医院往往采取过度治疗或者拒绝治疗的办法来应对。

通过以上案例，笔者认为，法律在为医疗行为设置一系列规则的时候，应当考虑到医学学科的特殊性。同时，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中，也要考虑医学学料的特殊性，要扭转目前不利于医学科学发挥作用的境况，其实，这也是减少目前医患纠纷案件频发的办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