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共和国同龄的《人民文学》，“第一期”发表了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使“日常生活第一次成为新中国文学的主题，他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正因他，这一期已牢固地载入史册。”

那是一篇别开生面的小说：解放了，进城了，知识分子型丈夫跟来自农村的妻子发生矛盾了。但毕竟一家人，吵两句又好了。萧也牧有感于有些“老战友”进城后嫌弃了“土八路”老婆，便以自身感受之情，写出温馨劝诫之作。新天地中新人物，感动众多读者，随即搬上银幕。新中国文苑里，它该是第一篇好作品。

却不料江青以“斗争”观判定它有倾向问题，从而构陷新中国第一场文字狱。

《我们夫妇之间》的悲剧，湮没其后愈演愈烈的文苑磨难之中。直到最近，读过石湾新著《红火与悲凉》，这才洞悉萧也牧苦难之惨重。

石湾是在感念红色经典的编辑时，意识到萧也牧悲剧意义的，专门写了一卷《实录》。描叙他的“背时晦气”，也记述了他的编辑业绩。萧也牧落难后启用原名吴小武，爱才的江晓天举荐他进了青年出版社。王蒙送交处女作《青春万岁》，第一个见到的编辑就是吴小武。得知吴小武即萧也牧，不禁“产生了一种怜悯感”。

几经接触，王蒙觉得“他是用一种深知创作甘苦的、带几分悲凉的口气来谈创作的，不但懂得创作技巧，而且理解作者心理”。江晓天更了解他：“抑住自己创作冲动，一心扑在工作上。”他把做《红旗谱》责编视为一种“高级的创作”。他“看到别人作品中有自己想达到而没有达到的东西”，就特别高兴，兴奋不已。

《红火与悲凉》辑有五卷实录，石湾为他赞赏的书刊之生平立传，为他敬重的编辑之功勋树碑。内容本身便引人瞩目，经他文采编织，愈发耐人寻味，既有寻幽探秘的可读魅力，又有流传后世的文献价值。正因他拾遗补缺，钩沉到底，《我们夫妇之间》的悲剧得以明晰。作为《人民文学》的老编辑，我感动而感激。

从建国创刊到“文革”停刊，自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开篇，《人民文学》推出了一系列好作品，却大都遭受过香花变毒草的劫难。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李国文的《改选》，宗璞的《红豆》，汪曾祺的《羊舍一夕》，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刘真的《长长的流水》等等，只不过是几个惊心动魄的案例。

《人民文学》那时只发短篇，仅能概括一隅。总揽文坛全局，扩及社会整体，尤其浩劫时期，还有多少历史的真相在尘埃里，需要石湾这样有心细心的志士，探索辨析，给年轻读者和后来人提供求实求是的回忆。否则，伤痛可能忘记，后代无从知悉，就很难保证不再重演这样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