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见诸多家媒体报端的“血荒”，让我国的无偿献血制度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继昆明出现血液库存量吃紧之后，南京、北京等城市也出现不同程度的“血荒”。北京更有媒体曝出医院用血紧张、患者家属互助献血的新闻。一时间，探讨的话题从我国的无偿献血制度、用血各环节的操作流程、献血者激励机制到社会公民意识的缺乏，杂乱的声音中，多带有批评的成分。11月10日，本报记者就这些敏感话题，采访了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副主任高东英。

问题一：北京“血荒”？

“事实上北京并没有出现媒体所说的‘血荒’。”高东英一落座，开门见山就向记者澄清这一概念，“‘血荒’是指没有血液库存了，但事实上北京的情况是，血液中心仍然有库存，只是库存低于警戒线，告急时仍然有5000单位的库存。一般情况下，库存在1万~1.5万个单位是正常库存，一旦低于1万个单位，就出现了用血偏紧，而正是这种偏紧，被媒体解读为‘血荒’。”

需要厘清的是，血库的存量是一个动态数据，每天都有入库，同时也有出库。就像家庭账单，一方面是收入，一方面是支出，在自己的预期控制范围内时，家庭收支是平衡的。但当有意外发生时，支出加大，出现家庭存款下降乃至入不敷出的现象，也属于正常情况。对于血液中心来说，一方面需要掌握采用血的淡旺季规律，做好提前准备，另一方面，远高于需求的血液库存，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掌握好这种动态平衡才是最重要的。

问题二：公民意识淡漠？

分析这一轮血液库存紧张的原因，高东英向记者解释，往年的10月份并不是用血紧张时期，但今年寒流突然而来，医院患者人数加剧，随之而来的手术用血量急剧增加，是这次血液偏紧的主要原因。“有人说，人家东北比北京冷得早，人家怎么不闹‘血荒’？”有人曾直接这样问高东英，她回答，“东北的寒冷天气是一贯的，因此他们的提前准备工作比较到位。而北京天气历史上，10月份气温骤降到10摄氏度以下，并不多见。”

另外，造成公众感觉无偿献血量跟不上用血量，除了天气条件等突发因素外，医学技术水平进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随着医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一些疾病过去在手术风险较大的情况下，医生会采取保守治疗。但近年来技术水平令过去的高风险成为低风险，手术量加大，也是造成用血量总体加大的因素。

高东英用一组数据来力证北京市民的公民意识并不像外界评价的那样淡漠：北京市1998年实行无偿献血，2006年正式取消计划献血，所有临床用血超过90%来自街头采血。占采血量5%的团体献血，也是基于完全自愿的基础上。“一些企业将献血作为其企业文化建设的一种形式，主动联系我们献血，这种性质的团体献血和2006年之前的计划性献血是两个概念。”高东英说。

“如果没有公民意识的增强，在用血量增加的前提下，计划献血便没有取消的条件。”高东英说。就在北京血库吃紧的新闻曝出后的首周末，一天的街头采血量曾超过3000个单位，这一采血量是正常天气下的2倍，是阴冷天气下的3倍。北京市民献血热情可见一斑。

问题三：献血人群单一？

记者走进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时，卫生部长陈竺献血的大幅照片挂在中心的小院子里，分外抢眼。而陈竺献血并非始于这次用血紧张，早在2008年他就曾献过血，这幅较早前的照片就悬挂在血液中心的会议室里。进入血液中心大楼，血液中心职工年度献血明星占据了一大面墙。

面对外界提出的“公务员和医卫人员献血不足”，大部分采血来自大学生和农民工的说法，高东英解释，“我们并没有做过献血人员职业的详细统计，一方面由于职业分类过于笼统，献血者填写的表格并不能一一罗列上百种职业，另一方面，很多人抱着做好事不愿意宣扬的想法，填写的资料中，除了必要的信息之外，很多志愿者认为与献血无关的个人信息并不会如实相告。但据我所知，到中心献血多次的很多志愿者都是公务员，只是我们尊重他们的隐私，大家都不点明而已。”

高东英回忆，1998年北京市第一辆采血车进驻繁华商业区西单，一年的采血量只有几袋，但目前北京市每年主动献血的个人就达40万人。其中，北京市常住居民占到80%以上，流动人口献血不到20%。“无论是献血者的职业身份，还是其户籍所在，对于我们中心来说，统计这些资料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如果这些与献血本身关联不大，就应该被简化。”

问题四：无偿献血，有偿用血？

“无偿献血、有偿用血这句话其实是不合逻辑的。”高东英坚决否认了这一说法。她解释，我国不同地区的地方法规规定，献血者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回输激励，如献血者不仅本人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其配偶和直系亲属也能在用血方面得到照顾。这个过程中，的确存在献血者户籍属地与献血地、用血地不同造成献血者报销费用繁琐的情况，但以北京市为例，也在考虑如何在医保的平台下，实现更为便捷的献血者激励回馈，这是一个需要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解决的问题。

所谓“有偿用血”的误读，来自用血者每200毫升血液医院收取的220元费用。据高东英介绍，这220元的费用构成是指血液从采集到使用中的成本，而非血液本身的价格。“220元是由国家发改委计算后得出的统一成本费，医院没有定价权。”高东英说，血液从采集时需要的血袋、针头，到采血后中心进行必要的筛查、分析，储存冷冻等，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血液被检测出不合格，整个流程中，具体的支出清单、成本核算是一个复杂的计算办法，不是某一个血站或者血液中心、医院能算清的。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性质是政府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不存在营利目的。血液中心的血液成品供应对象只能是医院，不能是盈利性商业机构，这也限制了血液中心的商业利润来源。

问题五：能否有偿献血？

“我反对有偿献血的声音。”高东英采访中对此舆论做了有力的反驳，“金钱刺激利诱下的献血者，对血液安全和血液的检测是一种潜在的隐患。因此，我坚决反对有偿献血。”

据悉，在北京市的采血方式中，主要包括街头采血、团体自愿献血以及患者家庭互助献血这三种方式。在最近的这一波用血偏紧中，媒体报道一些医院采取患者家庭互助献血，事实上，这种方式从来都有，并非是此次用血紧张的非常措施。

“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明白，医学上，只有血液是无法生产制造的，只能通过人体机能自己产生。人都有老病的一天，也可能发生突发意外事故，这时候需要血液救命，只能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除此别无他法。”高东英说，基于这种特性，献血制度本身就体现了大家帮助大家的互助精神，这是社会文明、公民意识的一种体现。

对于献血者来说，除了自身用血和家属用血时的优惠激励政策之外，能否让献血者感受到“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直接体会，跟踪到自己血液的去向？据介绍，从技术角度看，献血者和用血者的信息在血液中心是可查的，但是否明确到具体的人与人的信息反馈层面，值得商榷。今后，血液中心在这方面应该有提升的空间。

【记者解读】

用纯净的心看待得失

■本报记者 李瑾

“血荒”一词用于媒体报道中，其抓人眼球的能力较“用血紧张”当然更为突出。然而，当读者不断地被极端词汇刺激到“审美疲劳”时，造成的舆论恐慌会不会像狼来了的故事，反而形成负面效果？

在记者采访中，血液中心负责人一再表达，希望媒体能够准确用词，事实上，问题可能并没有外界解读的那样糟糕。而真实的情况是，很多踊跃献血的市民，他们不求回报的平凡令人感动。

事实上，记者采访中，一些到血液中心主动献血的志愿者，想法都很单纯，这种单纯令人感动。

一位21岁的女孩王圆早上8时多就赶到血液中心排队献血，直到12时仍然在排队。“我以前来献过血，知道要等，今天刚好碰到有单位团体献血，所以等得久了一点，但没关系，我专门挑了没事的一天来的。”这个山西女孩在北京工作，从2009年6月第一次参加献血，3日这天已经是她第7次献血了。“我觉得献血挺平常的，家里人和朋友都不知道，没什么可说的，我不需要被人表扬。”尽管如此，王圆的手机里依然保存着自己生日时，血液中心发来的祝贺短信，“这就是对我最大的认可了，我喜欢这样。”王圆说。

而自称“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东北小伙子郭楠正和两个朋友等待献血。“这是我第三次献血，我朋友已经是第四次了。看新闻，不是说什么‘血荒’吗，寻思那赶紧来吧，就和朋友今天过来了。”说话带着浓厚的东北幽默感，郭楠告诉记者，第一次献血时自己喝多了，看见采血车还以为是出租车，就上去了。结果，几天后被短信通知血液不合格。“接到短信后我就又去献血了，那得献合格的血啊！”此后，郭楠开始和朋友不定期主动献血，“我们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也没想过什么自己以后用血要不要钱的事，更何况，献血的时候医生护士对人态度都挺好的，还给我赠送过家庭保险，那咱还要什么回报啊，本来就是做好事嘛！”

不可否认，记者抱着媒体追逐新闻的冲动而来，带着很多质疑和疑惑而问，却在与献血者短短的对话中，立刻消融了那些浓浓的质问。

献血本就是一件平常的事，健康人贡献200毫升血液，只占人体内血液总量的1/20~1/25。人体血液成份的吐故纳新活动十分活跃，白细胞的平均寿命约7~14天，血小板的寿命约7~9天。人体骨髓有强大的代偿功能，在一定的条件激发下，骨髓造血功能可增加到正常的6~8倍。献血200毫升后人体很快就会得到补充，并不会影响健康。

那我们为什么仍然不愿意献血呢？是那些负面新闻的打击吗？“或许的确存在这种现象，但那应该是极个别现象，全社会谴责的同时，也不要以偏概全。”高东英这样回应。“是吗，有人拿血浇花，那太不应该了。那种人应该受到谴责。”献血的小伙子郭楠这样回应，但这并没有打击他的献血热情，“那指定是个别的，不可能都这样。”

不可否认，从理性的角度思考，我国献血制度中的确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报销流程，比如血液采集成本公示透明等，但因此而放弃一项对己几无损害却帮助他人的善事，就个体而言，对社会、对他人信任感的丧失，这样的感觉并不美妙，与那些快乐的献血者想比，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了的人，也注定丢失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快乐。

从全国的统计数据看，我国近几年临床用血需求量以10%~15％的速度快速增长。与此相比，当前我国人口献血率仅为0.84％，远远低于世界高收入国家的4.54％和中等收入国家的1.01％。站在一个宏观角度看，我国无偿献血事业距离建立稳定的无偿献血队伍和满足快速增长的临床用血需求还面临很大的压力。这样的数据，恰恰告诉我们，在献血的队伍中，我们应该站稳脚步。

【新闻链接】

国外如何避免“血荒”

制度保障方便献血

在美国，为保证能够获得安全、可靠和稳定的血液来源，政府开办了众多采供血机构。这些机构主要分为三大块。一块是美国红十字会下属的各分支机构，一块是美国血液中心在各州和社区设立的分支，还有就是各家医院的血液科。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均为非营利性质，而且互相间存在竞争，从而促进了良性循环。

作为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手段，美国各家血站一直把电话招募和上门招募作为吸引人们献血的主要方式，工作人员接听打算献血者的电话，并通过打电话对潜在的献血者进行动员。工作人员还定期走访机关、学校和团体等人员集中的单位，实地招募献血人员。此外，各血站还与时俱进，积极在互联网上开展宣传和招募活动，为献血者安排时间、介绍有关献血的常识和注意事项等。

由于高龄少子化导致的献血者数量不足，日本各县的血液中心也存在供血不足的状况。为此，日本厚生劳动省于2006年设立了由厚生大臣本人担任部长的 “献血推进本部”，除与相关部门联合确保血液的稳定供应和血液制剂的安全外，厚生大臣还亲自走上街头，向民众宣传献血的意义。

宣传活动各出奇招

尽管有比较完备的制度保障，但采血量不稳定的状况仍难以避免。为此，一些国家还积极开展宣传活动来推广无偿献血。

加拿大血液服务中心会不定期地在全国各地开展多种推广献血的计划，“挽救生命的伙伴”计划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个。该计划鼓励人们与自己的同事、同学、好友等组成献血团队，制定年度献血目标，推出献血次数最多的团队成员。“挽救生命的年轻血液”计划则侧重鼓励17岁以上的中学生参加献血，并给表现突出的学生提供奖学金。

在日本，除了官方开展的冬季献血宣传月活动，民间层面在鼓励民众积极献血也频出奇招。10月30日，东京有乐町献血站前，一群装扮成吸血鬼模样的年轻人，手举热门影片《暮光之城》的海报，一边为影片造势，一边呼吁民众献血。

程序安全一丝不苟

由于大多数国家的献血完全是无偿的，高度安全的献血程序和环境显得尤为重要。

美国对于献血者的身体和健康情况有严格要求。符合条件的人员需要在美国生活三年（防止在外国感染当地的疫病），年满17周岁，体重在50公斤以上。工作人员在抽血前会对献血人员进行严格的检查，并仔细询问其药物史、传染病史、其它病史、吸毒和性行为等数十个问题。采血地点也布置得十分温馨和人性化，以便消除人们的恐惧心理。

加拿大在采血时，工作人员首先要献血者确认当天身体状况适合献血，然后会化验献血者的血红素含量是否适合安全献血。除了献血者需要回答一系列问题之外，捐献的血样还要经过一系列化验，确保采血者得到干净安全的血液制品。一份包含献血者相关信息的档案会跟随其血样从采集直至最终使用的全过程。（编者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