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不需要理由，记住却有原因。

同事翟华，英年早逝，受琐碎小事触动，时不常地会想起他。比如，看见有人修理桌椅。

他喜欢体育运动，在世时，经常到报社活动室打乒乓球、台球。有一次，发现台球桌有点小毛病，翟华一声不响地利用休息时间修好。

有人看见，他是带着孩子来的。自行车车把上挂着装工具的袋子，孩子驮在后座。

在办公室闲聊时问起，原话已记不真切，翟华的大致意思是，要让孩子从小明白，有种责任叫义务。

“大手牵小手，一起尽义务”。想象的场景中，溢满温馨的暖意。

怀念逝去的外婆，更是暖意连连。

小时候，生活困难，父母几乎就没给过零花钱。小城南门附近，是裁缝铺的聚集地。外婆做得一手漂亮女红，就在那里帮忙。

这是放学回家的必经之路。有时候，外婆会喊住和同学一起疯跑的我，给上两分钱。在大家羡慕的目光中，我会急急冲到不远处的糕点铺，买上一块“蛋清饼”——一种用面粉、鸡蛋和白糖烤制的饼干，香甜可口，是童年最难忘的美味。

那时还时常会去外婆家蹭饭。说来也奇怪，一样的白菜，外婆炒出来，就好吃上百倍。

后来到山上看外婆。在坟头给她老人家燃上一支香烟，跪下烧纸、磕头，说着外婆我来看你时，朦胧泪眼里就会浮现出那盘炒白菜：菜帮润泽亮白，菜叶鲜嫩翠绿，干辣椒艳红抢眼，袅袅轻烟幻化成丝丝热气，似乎还嗅到了那股独特的清香。

回忆去了那个世界的人，感觉到的是“暖”。生命逝去，却归零为彻骨的“冷”。

有同学在机场公安处工作，为保护机场安全，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击毙”机场里危害飞行安全的飞鸟。

“打枪多好玩啊”。大家积极地去帮他工作。我不敢打枪，却爱凑热闹，就被指派去捡被击中的鸟。小鸟拿在手里，一开始还温热着，身躯柔软，慢慢地就变得冰冷而僵硬。就这样，我第一次真切地感知到死亡。

时值年少，无知地自视甚高，正当轻狂时，偶然读到波伏娃的小说《人都是要死的》。透过长生者之眼，陡然发现，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所有显示独特的挣扎，终归为徒劳。

醍醐灌顶后，就此留下心结：生命是一次了无新意的轮回，启程就知道结局。

好友小莉，自诩为深刻的悲观主义者。“生命无意义”，所以她不婚不育，可同时又“不能枉负生命，要尽情享受”，最“享受”的，莫过于生活里的“温暖”。前两天，她嘎嘎笑着给我讲差点被嫁到澳大利亚的故事。

原来在拥挤的地铁里，她不仅先后给小孩、老人让了座，听见有人拿着地址，四处打听如何到达而知者寥寥时，更主动提供帮助。旁边一人，看一切在眼里，冷不丁说：“我在澳大利亚定居。你结婚了吗？如果没有，我想把你介绍给我的好友。”

“我当时听了，心里那个美啊，暖融融的。活在当下还是蛮有意义的。”她说话没个正经，但我知道这句话是认真的。

翟华生前是报社合唱团成员，指挥崔老师尊其为“翟老师”时，他总说“我是群众”，合唱团里于是就有了个“翟群众”。

翟华身体不是很好，在办公室不止一次说过，如果有一天我不行了，你们不要感到意外。意外发生前，总以为是玩笑。

其实他早就看破生死。撇开调侃，“群众”这个词，不过就是“普通人”的另类表达。

平淡生活里，芸芸众生，恰如一棵棵毫无区别的小草。生命的意义，或许就是在当下“温暖”他人和感知他人的“温暖”。用微笑，用爱。

谨以此文，纪念所有让我感到温暖的逝者。也献给温暖过学生、老师的梁建峰校长。

（详细报道请见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