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读书”，书就是最重要的资产。书读半生，再如何寒酸窘迫，总会积下一点藏书，时不时拿出来摩挲一番，多少不如意都会立刻烟消云散，天地为之一宽。但这种快慰的事，许多时候只能是一种奢愿，反而是另一种情况却常常发生，那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毕生所藏之书流离失所，而自己却只能束手无策、徒叹奈何。这种藏书之殇的无能为力之感，伤心欲绝之痛，非过来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

有两个读书人的藏书之殇格外令我感慨，一位是国学大师钱穆，一位是敦煌学家孙楷第。他们的藏书之殇，都与时代大变局有关。这样的故事读起来令人长思。

一代国学大师钱穆著作等身，享誉中外，但他却只有小学文凭，学问得来全靠刻苦自学。他爱书如命，薪水所得，尽耗于书。抗战爆发前，他在北平与各书肆老板无不相识，藏书达50000余册。他时常谈笑说：即使学校解聘我，我也可以摆一旧书摊，不愁生计。抗战爆发后，钱穆匆忙南下，行前将20余箱书籍交于某人保管，但辗转之下，这20余箱书籍却被某书商以百石米价买去，最终流散民间，杳无音信。

世事变幻，殊难预料，十几年后，钱穆寓居香港，偶然得到《资治通鉴》一部，赫然发现该书竟然是其20余箱藏书中的一部，并且该书对他还有着特别意义：乃是其亡兄所遗之物，书中多有兄长手迹。人亡书散，睹物思人，诚为钱氏晚年一大嗟叹。数十年后的耄耋之年，钱穆在台湾回忆平生所历之事，仍然对此耿耿于怀，不胜感慨。

如果说钱穆的藏书之殇是因为世事造化无常，阴差阳错的话，那么孙楷第的藏书之殇想来却有一种愤怒之感。孙楷第被誉为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他藏书万卷，且多有批校，是其平生学问心血所寄。“文革”爆发后，华夏大地一时斯文扫地，孙氏全家被迫下放干校，万卷藏书无处可存。无奈之下，他只得将藏书连书架一起以40元贱价卖给了某旧书店。“文革”之后，孙楷第找到旧书店，细语协商，想要赎回藏书，但书店坚持以现价回赎。万卷藏书，价值不菲，孙氏无能为力，于是投函向有关部门求助，书店得知消息竟然提前将孙氏所藏之书变卖。孙氏为此痛心疾首，临终前，友人前去探望，他已经不能言语，犹在手心写一“书”字，以表终身恨事。商人重利，书生抱恨，活生生一幕现代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