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波是我老家附近为数不多的几个上过地方志史的人之一。只是他的“上”，有些让人糊里糊涂。原因是，1931年贺龙在湘鄂边闹红军时，为筹集经费，曾经在我的老家，对当时家境还算殷实的几户人家捉过“金罗汉”。而那几个曾经被贺龙红军带走过的人员里，其中就有刘春波。

听老辈子说起，刘春波那时只不过是在我老家的小街上，开着一家供人食宿的小客栈，手里的现钱自然要比别人活络一些，但要论起家产来，是一点也不算大，也无甚恶行。可就这件事，后来一到那些续写志史的人员手里成文的时候，刘春波的名字，就莫名其妙地同一个政治色彩颇为浓厚的词语——“土豪”联系了起来。

老辈子那些已经过去的事情我并不清楚，至于“土豪”究竟又该如何界定，我更不清楚。但刘春波土改时的成分只是个“小工商业者”，这是我所知道的。且刘春波解放前一直窝在我老家的那个小集镇上开客栈，是哪里也没去闯荡过，要来称他为“土豪”，我想，还真的是有些高抬他了。

老家的旧集镇也就两百来米长的小街。解放的时候，刘春波的铺面一充公，全家也就跟着一下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小时候，我常到街上父亲工作的地方去玩，见到有临街的铺面是公家的商业食堂，再向里走几步，就又一下成了刘春波的家，便很是不理解。每每走到那门口时，便要痴痴地想，刘春波一家要下田种地，到底是该走前门？还是该走后门？

刘春波的家窝在商业食堂的最里边，于是，街面上就很少见到刘春波他们家里面的大人们，时常只有他家读书的孩子，穿过食堂的门厅跑进跑出。我认识刘春波时，他已是一个无法正常下地干活的垂垂老者。有阳光的午后，也会见着他拖上一把椅子，独自坐在街边哼哼唧唧地看书，或是眯着眼睛悠悠地晒着太阳。只是他的那身装束，让人见了有些古怪。

——他是我小时候在老家见过的唯一一个冬天一身灰灰的长棉袍、且读起书来像唱歌的老人。

那时候，我只知道读书，跟着老师“一”、“人”、“口”地一通干念，并不知道，这书除了朗诵之外，还可以用来唱读。于是，看见刘春波捧着书本，哼哼唧唧如同哼歌般地吟唱，就显得特别好奇。时常听得刘春波读书哼起的“歌声”一响起，我都要和一帮孩子从屋里连连地跑出，然后聚拢在街边，远远地站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嬉笑着一直等到他将一篇书读完。有时，也有胆大的孩子偷偷摸到他的身后，探着脑袋想去看看他究竟读的是什么书。刘春波见了就站起将书本一合，摸一下孩子的脑袋，说声“去去去！小孩子一边玩去！”边说就边提着椅子，磨磨蹭蹭地回了屋。

刘春波的几个孙子和我们都在一个学校里读书。小时候顽皮，每年的春上，一听到广播喇叭里动员宣传春播生产，我们就连连喊着他孙子的名字，叽叽地怪笑，要他赶紧回家去搞“春播”。开始他孙子还不太明白，后来发觉我们是故意将“春播”和“春波”联系在了一起，就在操场里将一群乱喊乱叫的同学撵得四下里打转转。

住在老家老街上的刘春波所属的那个生产队，人多田少，资源匮乏。上世纪70年代初，队里打下的粮食交完了“公粮”，余下的连每个人的“基本口粮”都无法保证，年年都要吃“返销”。刘春波一家六七口人，老的老，小的小，偏偏儿媳妇又是个“长病号”，儿子除了会一手“白案”功夫外，又体弱，不大会下力挣工分。于是，在那个按工分抢“口粮”的年月里，日子就过得异常艰难。

刘春波年轻的时候，曾给自己预备下了一副白坯的杉木棺材，用料很不错。虽说后来家境困难，没钱来给它罩上一层光亮亮的漆，但眼见着自己一天一天地老得快要挪不动脚步了，想到死后自己还能有这么一副像样的棺材陪伴，便感到还是很满意。

可是，刘春波自己置下的棺材，最终却并没能睡到。原因是，饥饿让儿子拿它换粮吃了！那时，刘春波的眼睛就已经瞎了，不知是老的、病的，还是饿的，总之他的眼睛是看不见了。本来，在刘春波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儿子就曾打过他棺材的主意，只是因为刘春波极力反对，最后才只好作罢。可后来，饥饿的日子总不见消散，终于在一个青黄不接的季节里，儿子瞒着他眼瞎的父亲，偷偷地拿棺材换成粮了。

而这些，刘春波到死都一直不曾知道。听人说，刘春波在快死之前，弥留之际还问及他的棺材，儿子便只好拉着父亲的手，愧疚地对他说：“爹呀！您的棺材已经被我们吃了……”在我老家的方言里，“吃”、“漆”的读音是不分的。刘春波当时一听，便甚是欢喜，连连说道：“漆了？漆了好！漆了好……”说着就一下咽了气。

后来，他儿子是如何来安葬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再后来，他的儿子我还见过，那时已经改革开放了，他在另外一个集镇又干起了他熟悉的食堂“白案”生意……

“白案”生意，还是他家的祖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