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本报9月1日的报道说，济南一些企业巧立名目造假办理特殊工种退休，为的是企业少交养老保险，个人早领退休金，这种“骗保”加剧了当地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4年来，当地已查处造假档案3000多份，涉及养老保险基金数亿元。

这是想早退休的，还有想晚退休的，即机关事业单位的一些女科研人员、女干部要求跟男同事一样，干到60岁再“打道回府”。还有前些年，企业改制、分流富余人员时，有一个内退过度的办法。

早退还是晚退？到底啥时退休好？这成了一个问题。

一项好的制度应该能够回应不同人群的利益诉求。退休年龄划到什么年岁为好？该不该有性别上的区别对待？该不该留下一个弹性空间？如何因时而变？这些问题共同指向一点：退休制度如何更加公平、更加完善。为早退而造假，肯定不对，必须清查，但有没有“多缴费多享受”的制度激励不足原因？要求男女同龄退休的女士，面对现行制度中“可以”二字，也只能在一个弹性的“工作需要与否”下徘徊，她们不得不为理想中的平等而等待。

正像保障房制度走过的历程所显示的，最初各地只有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惠及面窄，后来增加了两限房、公租房，将外来人口、刚毕业大学生等“夹心层”包括进来，使得越来越多的中低收入者看到了“住有所居”的希望。尽可能满足不同人群的利益诉求，让刚性制度不乏弹性，包容，丰满，这样的制度才会走向实质的、更深层的公平。

早退还是晚退？有着多方利益纠结。从中，我们必须找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点。

为早退几年而不惜造假，以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为主，他们期望早点回家，“不上班还能领钱”，而标准高且稳定的养老金自然比一些企业的工资更有吸引力。企业将工人推到社会养老，可以少交一份养老保险。只剩下吃亏的养老保险基金，提前退休者既要少缴5年养老保险费，又要提前支付5年的养老金，一进一出，压力自然加大。而想晚退的，大多是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精力尚好的她们更希望在事业成熟期赢得更多的社会认可。“不是男女平等吗？”女士们追问的是更高层次的公平。但“工作需要”与“个人意愿”之间如何平衡，一直是个难题。

早退休的多了，早领退休金的人多了，养老保险基金的压力就大，社保基金管理部门受不了。晚退的多了，岗位腾不出来，后面想晋升的年轻人不高兴，盯着就业率上下波动的部门也左右为难。

要走出纠结，走出左右为难的“死胡同”，有时需要转个方向，也许柳暗花明，即我们常说的制度创新。正如不少专家提出，在明确最低退休年龄的基础上，建立弹性退休制度，强化养老金水平与退休年龄挂钩的紧密程度，让工龄长、贡献大的人，领的退休金也多，这样，打自己小算盘的人会少些，这是为了制度的公平。同样，为了公平，也应该考虑老龄化社会下，劳动力结构在变化的现实，充分调动各个人群的智力资源，也是利国利民。还是为了公平，理顺目前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与企业人员的“退休双轨制”，提升社会保障的社会化水平，等等，都是我们应着手做的事。

一句话，找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最佳平衡点，不仅是“早退还是晚退”的退休制度公平性的要害，也是若干公共政策公平性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