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听过一个有名有姓的事情。说某一圈儿里一位写了一部××简史的学者，看着自己的著作，对人叹道，什么时候能把这“简”字去掉就好了。谁知那圈儿里的人心性多刻薄且性喜戏谑，竟有人嘲笑说，如果把“简”去掉，就剩下“屎”（史）了。

我好像郑重其事地买有那部封面红黑相间的简史，书的确不厚但印制在当时已算很精致了。至于内容好赖、是否“屎”，我识闻陋寡，不敢妄论。但至少感觉那时的人大都谦虚、内敛，标志之一就是为文著书标题中多有“刍议”、“简论”的字眼。而此后所见的新出版的这史那史，都厚且不见了“简”字。

现如今，谦虚、内敛的人不多了。但凡弄点文字的，似乎对场面都很在意，仿佛不摆出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架势，就不算个事儿。似乎不搞大了弄出点动静，也难以获得读者的强烈回应。于是书往厚里整，叙述向宏大追寻，标题朝炫目挺进。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如郎咸平。看他紧锣密鼓出版的几部作品，书名一部比一部火爆。《产业链阴谋》、《郎咸平说：谁都逃不掉的金融危机》、《郎咸平说：金融超限战》、《中国式MBO——布满鲜花的陷阱》等，阴谋、危机、陷阱，刀光火影，杀机四伏，不仅扎眼，而且惊心动魄。记得在著作中，郎咸平大概说过，有些时候你倘若不耸人听闻点，听众恐怕要睡着了。依此类推，把标题整得邪性点，也是为了让读者不假思索地把手插入腰包吧？到底是经济学家，算计得到位。再看看这些作品的开本、行距和字号，你就知道内容的浓淡多寡了。

著作也好，文章也罢，都须言之有物，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以书之厚薄来计较立论之简详似乎还说得过去，但倘若以厚薄来衡量著述的深浅、精粗似乎就不那么妥当了。虽然道理人人都懂，但书往厚里发展的趋势没有改变。

2008年，学者谢泳在《靠不住的历史》的后记中说“现在厚书多——字数少，也要用厚纸撑起来，用不相干的图片垫起来，其实都是不自信的表现。中国文人谦虚质朴的心态建立在自信上，这个习惯现在没有了。书不在厚薄。有些书很厚，但时间一长，会发现很薄；有些书很薄，但经岁月风霜，会感觉很厚。”到底是学者，别具只眼，一锥子就扎出血了，原来这书的厚薄不仅关乎人文精神，还关乎自信的缺失啊。

不过，有些书的作者自信满满，其精到的著作也被制作得外形厚重，这恐怕与出版社的营销策略紧密相连。如《中国的经济制度》、《五常学经济》，这两部读后令人抚掌大呼过瘾的好书，其作者张五常大名鼎鼎。美中不足的是，这两本靠字号和字距与行距膨胀了的书贵了点。能不能便宜些？将夸张的字号缩小，把疏朗得有些吓人的字距行距收紧些，页码和印张自然会减少，售价也会降下来。我做了一项未必恰当的比较：同样是32开，《五常学经济》（2010年版）109千字，8个印张，252页；吴梅《词学通论》（1996年版）110千字，6个印张，186页。同样是32开，《中国的经济制度》（2009年版）79千字，6.5个印张，205页；闻一多《天问疏证》（1985年版）83千字，4个印张，126页。字数两两相近的书，页码相差七八十页。这里面的厚，恐怕是出版社定更高的价，并且一次把钱赚足的念头在作祟。当然像张五常这样的还算是好的，毕竟只是外形上看上去厚，价格贵了点，但内质良好。更多的是字数多、废话多、价格高、见识少，专在表面做营销文章的书，碰上这样的货不真价亦未必实的糟粕，读之寡淡无味，受损的就不止是金钱了，还要搭上精神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