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乐水、邹金良、刘传生、汪家俊、胡恭仁……他们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如今他们的身躯已经开始佝偻，脸上布满了皱纹，眼神流露着无奈和期望。他们说：我们希望得到政府的关注，基于我们为乡镇经济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情况，给我们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

被选调到乡镇工作的“编外”干部

这些老人都是优秀农村干部，他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农村被选调到浙江省常山县辖区内的各个乡镇政府工作。

据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乡镇的落实，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设立了乡镇企业管理机构。常山县政府也把当时的“社队企业管理局”更名为“乡镇企业管理局”，并在各乡镇建起了乡镇工办机构，同时配备3至5名工作人员。除工办主任由副乡镇长兼任外，其他人员都是通过乡镇党委、政府集体研究，从各村中选调出来的，是当时具有一定素质和业务能力的优秀农村干部。这些人员随即被安排到乡镇工办担任工办会计、统计或出纳，也有的担任了工办支部书记或副主任等领导职务。

1991年，浙江省衢州市政府根据乡镇企业发展的需要，下达了“关于定编招收区、乡（镇）工办人员为集体所有制劳动合同制工人的通知”，衢州市劳动人事局、乡镇企业局又联合下文（《衢政（1991）51号》文件），公布了常山县乡镇工办的定编总数为120人。当时，常山县各乡镇工办在岗人员都在此次定编范围之内。之后，常山县先后出台了常乡企（1992）101、145号文件，实行一次性定编及分批落实招收的办法。1991年度招工指标就确定为36人，工龄从进工办时间算起，并且确定乡镇工办以后按每年增加200万元销售收入增招一人的办法分批落实乡镇“编外”干部“转正”问题。

然而，这个政策只进行了一年，之后就再无“编外”人员搭上这趟顺风车。

乡镇企业发展了，转正无期了

据了解，常山县的乡镇企业在1992年至1995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据常山县白石镇原统计兼出纳邹金良介绍，当时他所在的镇乡办工业企业有9个，村办工业企业有17个，个体工业企业达到了36个。整个乡镇的工业产值从1991年到1997年，从400万元提高到了1300多万元。何家乡工办会计、统计、档案员兼工办书记何忠喜说，他所在的何家乡1991年工业产值是198万元，1994年已经达到了680万元。张燕龙所在的辉埠镇，从1985年为269万元，到1999年的工业产值已达8000多万元。这些老“编外”乡镇干部说，1991年后，大多数乡镇的销售收入都增长了，到了1995年，很多乡镇的工业产值都已经达到了千万元以上的水平了。

“虽然第一批进编的人员没有我们，但我们觉得以后还有希望进编，所以没着急，还是继续努力地工作着。”一个老人这样对笔者说。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尽管各乡的企业飞速发展，工业产值突飞猛进，但除了县劳动人事局、乡镇企业局又招收了两个有“关系”的人员外，县政府再没有按有关文件办理过第二批进编手续，“编外”干部们一年过了再盼着下一年，可那根“胡萝卜”从此变得可望而不可及。

临近退休，“编外”干部被清退

1999年3月，常山县委出台了《县委办（99）29号》文件，要求在3月底清退在各乡镇机关中使用的各种临时人员和借用人员。其实，这之前清退工作就已经开始了。这些从前被选调上来的人员成了清退对象。

“那时，我们已经在乡镇工作岗位上工作了二三十年，少的也工作了10多年了。有的‘编外’干部甚至已经担任了乡镇企业管理部门的领导，并有专业技术职称，还有的已经有了县乡镇企业管理局颁发的工作证，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人有的已经过了法定退休年龄，有的接近退休年龄，结果是被统统清退回家了。”

据了解，原常山县大桥乡工办会计郑乐水，1970年被调到乡里担任工业会计，连续工作了31年，2000年被辞退回家，辞退时已61岁；原白石镇工办统计员邹金良，1979年被调到镇里任统计员，连续工作了20年，1998年被辞退回家，辞退时55岁，回家时镇政府发给5000元经济补偿金；原球川镇工办会计刘传生，1979年被调到镇里担任会计，连续工作了20年，1998年被辞退回家，回家时镇政府发给5000元经济补偿金；原龙绕乡工办会计汪家俊今年70岁，1981年被调到乡工办任会计兼统计，连续工作了24年，2005年被辞退回家，辞退时61岁，乡政府发给经济补偿金5000元；原同弓乡工办会计胡恭仁，1976年从村里调到乡里工作，后担任乡工办会计兼统计，连续工作28年，2002年被辞退回家，辞退时59岁，回家时由乡政府发给经济补偿金8400元……

由于这些被辞退的乡镇工办人员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他们被辞退后，生活大多立即就陷入了困境。

基本生活保障成最高要求

对于乡镇工办人员被辞退后的生存状况，衢州市及常山县以及相关部门的领导都比较清楚，原衢州市委、市政府领导还曾为此专门作过批示，常山县28位人大代表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曾在县十四届三次全会上提出了“关于妥善落实原乡镇工办人员晚年生活保障，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议案”，但时至今日，这些工办人员的待遇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具体落实和解决。

如今，这些已经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工办人员说起他们的经历，都不免伤心：“我们在乡镇政府大院内和公务员一起工作了20多年，我们见证了乡镇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在乡镇企业的起步、引导、服务、建设中，我们付出了自己的全部能力，三十年的经济建设，我们是有着非凡贡献的一个群体。”老人们说，其实他们当时还不止做过这些工作：“工办作为乡镇政府的一个职能机构，在日常工作中，不仅要完成工办的本职工作，还要参加乡镇计划生育工作，征收五费一税，以及防旱抗涝、防火救灾等等乡镇政府的其他职能工作。”“现在我们老了，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尽早解决我们的困难，给我们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