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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 2010年05月27日 星期一

农民工吴金财的“幼儿园心结”

■本报记者 赵福中
《工人日报》(2010年05月27日 005版)

沿着两栋居民楼之间的小巷往东,就在一间低矮的沿街房里,如果不是墙面涂成了彩色,过路行人也很难注意到这是一家幼儿园,因为这里没有滑梯等游乐设施,连个院子都没有。

晚上7点,昏黄的路灯映照着一大一小两个背影,农民工吴金财刚从这个幼儿园里接到了他5岁的孩子,抱着孩子转身向不远处出租屋走去。白天,这条街是人声鼎沸的菜场,夜里,这条街只剩下几个卖水果的小贩,空荡荡的只有几个行人经过。

“能学到什么?能让孩子不闹已经很好了。”提到孩子上幼儿园的问题,吴金财的话多了起来,“我5岁的儿子以前都是请老乡照看,根本没进过幼儿园。”

去年3月份,由于厂子不景气,一直在浙江义乌打工的吴金财带着家人回到了老家贵州。除了收入下降的原因外,促使吴金财回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孩子的教育问题。以前,吴金财和他的爱人在同一个五金厂工作,两口子经常加班晚点,顾不得照顾孩子。而厂里员工的孩子大部分都托给了一位同乡照看,每个月只需要象征性地交点“伙食费”。看着别人的孩子都摇头晃脑地读起了唐诗,吴金财打定主意回乡。

回到故乡后,吴金财在一家建筑工地上干起了水泥工,他爱人也找到了一份保洁员工作,但令他不舒心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并没有得到太多改善。为了把儿子送到一家好一点的幼儿园,吴金财使出了浑身力气,“我一共找了20多家幼儿园,想进的进不去,不想进的一大堆。”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就在几天前,吴金财首先将目光放在了办学条件好、师资力量强的公立幼儿园,为此还专门从网上搜到了贵阳市办学条件和社会口碑都还不错的公办幼儿园名单,然后挨家打电话,可得到的答复却几乎都是“报名已满”。无奈之下,他只好又将目光投向了私立幼儿园,但这一找不要紧,吴金财吓了一跳。

“我现在住的附近就有一家条件不错的幼儿园,我去问了一下,每个月要1000多元,一年下来差不多要10000元以上,这对我来说,想都不敢想。”吴金财算了笔账,他爱人现在每个月收入只有900余元,“这相当于孩子在幼儿园就能消费掉一个大人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如让我爱人辞职在家专职带孩子呢。”

几番衡量,吴金财咬了咬牙将孩子送进了一家黑幼儿园,一个月只交150元。他告诉记者,里面吃住环境很差,宿舍里老是散发着霉味和脚臭味。上了一段时间,孩子就学会了写几个数字,唯一的好处就是接送方便。

“我儿子在浙江学说话时都是普通话,但有一天他突然冒出了一句贵州话,搞得我哭笑不得,一问才知道,幼儿园的小朋友和老师都是用贵州方言交流。虽然我觉得贵州人还是要会家乡话才行,但是学校里现在都提倡普通话,这对孩子将来的交流能力也有一定影响,所以我很担心。”他告诉记者。

但眼下,吴金财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收入问题,儿子的启蒙教育问题他暂时放在了一边。“两口子收入加起来3000多元,租房去掉400元,再扣除水电费、生活费、老人的赡养费,每个月存不下几个钱的。”

聊着聊着,吴金财接到了一个在厦门打工的老乡电话,老乡告诉他有家企业待遇不错,现在正缺人手,吴金财听后不由得动了心,“你先帮我照看下孩子,我接个电话。”他将孩子递给记者,跑到马路对面大声交谈起来。几分钟后,他挂掉电话,一脸疲惫地向记者走来,“回去跟老婆好好商量下,实在不行再出去打工。孩子么,也跟着走吧。”

“去了厦门,你孩子再找不到好幼儿园咋办?”记者问道。

“随便找个幼儿园吧,只要孩子安全,能有人看着就行。反正也快到了上学的年龄了,幼儿园我觉得没啥必要了。”但说完这句话后,他又瞅了瞅怀里可爱的儿子,眼神中流露出舐犊之情,“说实话,还真想给小家伙找个称心的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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