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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刊》从1957年创刊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应该说是中国资格最老、影响最大的文学期刊之一。作为中国作家协会旗下的重要刊物，在臧克家、李季等历届主编的主持下，《诗刊》一直把展示中国诗刊全貌，团结中国当代诗人作为已任。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诗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初步形成，因此，刊物也面临着众口难调、众说纷纭的局面。要团结各种风格流派的诗人，在办刊中更要百倍小心维护和爱护每一位诗人以及每一件作品。

《诗刊》在中国文坛上曾有崇高的地位。1957年1月创刊，在创刊前的1956年11月，主编臧克家等人致信毛泽东，请求在创刊号上发表毛泽东诗词。1957年1月1毛泽东复信，同意在诗刊发表十八首诗词。两天后，毛泽东又约见了主编臧克家亲切谈话。1月25日创刊号出版，刊发了毛泽东诗词十八首，还有艾青、冯至、孙静轩等人的作品。《诗刊》创刊后曾发生巨大的影响，成为中国最为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随着形势发展，在文艺界阶级斗争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于1964年底宣布：“暂时休刊”以便编辑部人员“参加火热斗争，加强思想锻炼”。1975年，经邓小平圈阅的《关于<诗刊>编辑出版工作的请示报告》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毛泽东九月十九日”。此报告中明确，《诗刊》每期将印少量线装大字本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阅。1976年月1月1日《诗刊》正式复刊，复刊号刊有毛泽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词二首。《诗刊》复刊后不久，粉碎“四人帮”，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全国人民激情澎湃，广大诗人佳作如潮，《诗刊》成为最有影响的刊物。《诗刊》每月发行量达到数十万份，参加《诗刊》刊授的学员达到数万人，《诗刊》举办的朗诵会场场爆满，《诗刊》主办的“青春诗会”被诗人们称做“诗坛的黄埔军校”。

我从1977年开始在《诗刊》发表作品，1980年参加了首届“青春诗会”，发表了获奖成名作《干妈》，1982年由《诗刊》邵燕祥和吴加谨两位领导推荐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同年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四川《星星诗刊》工作，后任《星星诗刊》副主编、主编。因此，我是由《诗刊》走上文坛，并且因此一生从事为诗歌服务的工作，我为此自勉并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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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坛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大的变化就是从比较单一的流派和风格，变得丰富多彩，这对广大作者是开放了创作的天地，对广大读者是增加了多种多样的新作品。但作为一家反映和展示全貌的刊物，就有了编选上的难度。早些年，一首诗全国人民都传看，一条“古典诗歌和民歌相结合的道路”全体诗人都在走，虽然单一，但编刊物相对有较为共同认可的标准，同时在这种标准下有共同认可的好作品。从发行量看，当年《诗刊》发行几十万份，但那时，全国只有几百种报刊，电视和网络都没有。现在全国有8000多种刊物，还不算上万种的报纸，读者分流了，这是正常的事，但对于一个刊物可能就是灭顶之灾。

我是1995年调到《诗刊》工作的。此前我于1994年离开《星星诗刊》，由国家人事部专家司批准，调北京广播学院任文艺系主任。1995年夏，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翟泰丰同志亲笔给广电部长孙家正同志写信，调我到《诗刊》任副主编。这一年，《诗刊》第一次出现了经营亏损，我的分工是作品部分的终审编辑以及行政管理。当时《诗刊》处于低点，发行下降，经营亏损，车开不动，一台电脑也不能用。各种矛盾突出，职工情绪不高。1997年高洪波调任《诗刊》主编，1998年起我主持刊物日常工作，2001年任常务副主编兼法人代表，2005年起任《诗刊》主编至2009年。记得高洪波主编刚到任的第一年，过年没有钱给大家发过年费，我从北京飞到深圳，找到一个当老板的朋友，用报纸包了5万元回北京让大家过了一个节。屋漏偏遇连阴雨，1998年，我们想好好做一个调查，振奋一下诗坛和明确刊物的方向。几千份调查问卷整理出来后，将有关问题和情况汇总为《中国诗歌现状调查》在刊物上发表，引起众多议论。有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非常不友好的文章，把《诗刊》说成“老牛破车”，我们差点与这家报纸对簿公堂。

一切都要靠刊物的自身说话，要恢复刊物在读者中的威信，就要有好作品。我在主持刊物编辑工作后，开了“名家经典”专栏，每期发一个中国新诗史上著名诗人的作品，集中刊发重量级诗人的成名作、代表作、近作，陆续刊出了艾青、臧克家、绿原、牛汉、卞之琳、郑敏、蔡其矫、贺敬之等名家经典之作，梳理了中国新诗传统。同时，努力加强与青年诗人的联系。在上世纪90年代，整个诗坛比较低迷，读者与诗人之间关系疏离，青年诗坛发生了“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之争”等事件，有限的版面使许多青年诗人的新作难以在《诗刊》与读者见面，使《诗刊》成为备受一些青年诗人抨击的“官方刊物”。我一直努力想把原来内部赠阅的授刊教材《青年诗人》，办成公开发行的“下半月刊”。2001年，在中国作家协会一次讨论与青年作家关系的会议上，我再次提出办下半月刊团结青年诗人的主张。会前我就做了准备，发言中间我拿出一沓各地青年诗人社团自印的“民间刊物”，我说，我们不去为青年诗人提供园地，人家就自行其是办“民刊”，一定要让青年诗人的作品能更多登上《诗刊》，才能团结和联系这些有才华的青年人。记得主持中国作协工作的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金炳华同志，把这一叠“民刊”接过去认真翻阅。会后不久，中国作协批准我们办《诗刊》下半月刊，这样，诗刊每月从原来的64页变成了160页，有更多的版面提供给新诗人刊登佳作。

近年来，作者创作风格和流派多了，作品差别也大了，每一种样式甚至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读者群”，各个读者群之间的审美趣味大相径庭，这种态势，使诗坛从金字塔式变成平面花园式。因此，扩大版面，让更多样式的诗作得到发表，是与时俱进的要求。2002年，《诗刊》在作家协会领导的关心下改版后，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扩大了诗刊的容量，最大的受益者是青年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包括旧体诗的爱好者。下半月刊主要面对青年人，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诗刊》与青年诗界的关系，使《诗刊》把更多精力放在扶植青年诗人方面，同时也继续关注名家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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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刊》多年的经营形成了自己开门办刊的特点，也就是说，除了编稿子，《诗刊》还要开展各种活动，使作者、读者和编者共同形成良好的生态。应该说《诗刊》是诗人与诗歌爱好者之间的桥梁和联系的平台，而我们的这些活动，也是给这种联系提供更大的空间和更重要的平台。“青春诗会”每年一届，参加者有十多名当年优秀的青年诗人，带着作品讨论、修改，最后出一本专刊发表。这实际成了每年度的新诗人推介会，把有前途有潜力的青年诗人推介给读者。自1980年至今，“青春诗会”成了青年诗坛重要的品牌。现在活跃在诗坛的中青年诗人，有200多位曾参加过“青春诗会”。

《诗刊》在进入21世纪后设立的“华文青年诗人奖”，目前已进行了七届的评定，每年一届，每届评定三名获奖者，都是从当年创作活跃的青年诗人中产生。关注当下正在创作的青年诗人是这个奖与其他奖不同的特点之一。评定方式也与其他评奖不同：参评的诗人都以当年作品报名或被推荐，从数十名合格的候选诗人中，编辑部初选向评委推荐十名诗人的作品，然后评委根据自己的阅读排序和打分，排在第一的10分，依次为9分、8分、7分……评委独立阅审打分，最后根据所有评委的分数，排在前三位的是当年的获奖者。这种评选充分体现了评委意志，同时也避免了平庸之作入选。比方说，有创意的不一定得到评委普遍的认可，得到普遍认可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按我们这种评分法，七位评委中如果有三位评委把作者排到第一名，他就得30分。而另一个作者，有五个评委给他打了分，但都只排在第五名，这样他得25分。按此比分，得三票的作者比得五票的更有可能获奖。这是华文青年诗人奖的第二个特点：评委独立审稿定出优与差的排序并打分，避免互相影响和权威施加影响；最后按分数多少决定获奖者，使虽有争议但也特色鲜明的新人能脱颖而出。华文青年诗人奖，除了给予获奖作者奖金和证书，每届还要出一本诗选，每届从三名获奖诗人中选送一名青年诗人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诗歌中心当一年驻校诗人。

“青春诗会”是展示新人新作，“华文青年诗人奖”是奖励当下最有活力的诗人，这两个品牌活动都是面向杰出人才和诗坛精英；而“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就是贴近广大诗歌爱好者、贴近基层、贴近生活，得到众多城市支持的公益性活动。我们从2001年开始，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沙、珠海、深圳、宁波等近百个城市开展了这个活动，近百万人参与其中。现在“春天送你一首诗”已经在国家注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在第七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诗刊》社每年开展‘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迄今全国已有100多座城市参与，成为中国作协组织诗人深入群众生活的一个品牌。”这是对《诗刊》同志们的鼓励，也是鞭策我们继续坚持诗歌“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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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个人而言，我先后在中国两家最有影响的诗歌刊物《星星诗刊》与《诗刊》工作了20多年，并分别担任了主编，大概这也是时代进步的证据之一。

在改革开放以前，刊物主编是高危职务。记得我刚到《诗刊》时，《人民文学》的主编对我说：我已当了6年主编了，前所未有啊！阶级斗争为纲时，运动一来，头一个下台的准是主编。编刊物是我这辈子的主要职业，我知道当主编也是打工。打好这份工，曾荫权说的话，我其实早就明白了。虽然是办的“诗刊”，但办刊物除了编辑刊物，还有不少是现实的经营管理问题，几乎都是杂文题材，没那么多诗情画意。我办《星星诗刊》有一点名气，上世纪80年代，左的影响还在，《星星》当年创办后是全军覆没，编辑全部都划成右派。我在主持《星星》时也挨批，也被人写过内参，日子不好过。但我主持工作期间，《星星》没有一篇作品挨批，没有一个作者或编辑挨整，创造了刊物发行的最高量和刊物经营的最好时期。刊物办得好了，麻烦也会找上门。记得有一天上级突然找我谈话，在谈话期间找到财务收走全部账本。鸡飞狗跳查了几个月，查出会计多记了19元的收入。

在《星星》最红最火的时候，我主动离开《星星》，调到北京广播学院当系主任，当一名教书的教授。不恋栈并且随时准备下台，才可能把刊物办好，这是我的重要体会。办《诗刊》要比办《星星》掣肘的事多，京官难当，《诗刊》难办，圈内都知道。矛盾成堆也给我的杂文创作提供了“资源”。主持工作也罢，当主编也罢，我心里明白是为谁打工，这叫有社会担当，要尽心尽责。我努力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前些年刊物经营十分困难，有的诗人一开口就说你是“官办刊物”，其实相当长的时期，《诗刊》经费百分之八十都要通过办刊物、搞活动来维持。《诗刊》不仅编辑的工资是自筹，由于体制上的原因，我们还供养十多个离退休的老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少量的上级的拨款连发离退休人员的退休金都不够！我曾经说过，世界上任何一个诗人，如果知道叶延滨靠经营一份诗歌刊物，给20多人就业岗位，同时供养10多个离退休老人，他应该向我致敬。好在近两年国家逐步增加对《诗刊》的资助，相信今后会有大的改善。

最重要的是，要明白这不是你个人的事业，不是你个人的刊物，心里有个底线——“只要上级找到替代我的人，我可以随时离开”。有了这个底线，有所为有所不为，主编才当得下去。举几个像杂文的例子：我到《诗刊》工作有点起色的同时，也有大量的告状信、匿名信反映到领导手上，有的还有来头，上级老书记找我谈话，我问：“全部加起来够不够撤我的职？”“没有那么严重。”我对领导说：“那就不用谈了，全是真的！”解释有用吗？自己当心就是了。随着刊物越办越有样子，告状信、匿名信也越来越有水平。有一次我在机关会上发言说：“去年纪检委收了告状信、匿名信后，深入到《诗刊》核查有几十次，今年来《诗刊》只有几次，说明写匿名信的人和干工作的人，都有了改进。”当主编，凡上面来的指示，一定要照办，指示以外就是主编的发挥空间。刊物办得领导个个满意当然好，但更重要的是读者满意，读者满意了，有水平的领导纵使对我有一百个不满意，也会“团结并且用其所长”让我干下去。说到底，我是赶上了改革开放好时候，也谢谢有胸怀的领导们让我这样不仅爱写诗也爱写杂文的书生，居然做过两家最有影响的诗刊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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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刊》经过全体编辑的努力，这些年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各级领导的关心。2009年刚过春节，温家宝总理的秘书给我电话，说总理在整理去年的《诗刊》时，发现少了一本7月号的，能不能补上？我说当然能。总理办公室立刻派司机来取这本刊物。在全国8000多家公开发行的期刊中,《诗刊》先后获得过“国家期刊奖”、“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新闻出版署‘双奖’期刊”等荣誉。我个人在2002年也获得出版署委托出版工作者协会颁发的第二届“全国百佳优秀出版工作者”称号。这些荣誉，表明《诗刊》在8000多种刊物中位居前100名主流位置，在全国数百种文学期刊中处于前10名，在诗歌期刊中处于领军位置，是国家重要的主流期刊。

荣誉是全体编辑和工作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诗歌界共同努力的结果，还有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出版集团领导关心支持的结果。我认为，这些荣誉除了肯定成绩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还有寄予希望的意味。中国有悠久而优秀的诗歌传统，李白和杜甫曾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名片。再创耀眼的诗歌辉煌，是一种期待和梦想，从本质上讲，中国诗人都应该是梦想家才对，《诗刊》应该是中国梦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