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新的话题在两会上出现了争执。对此，代表委员们观点不一，甚至截然相反。然而，民情即在这些争执中。透过代表委员们的这些争执，我们能看出些什么？

房价到底高不高？

●观点A

北京国际饭店。全国政协委员王平，这个曾经第一个提出限制央企高管限薪提案的女委员开始就高房价、收入分配问题发言：

“现在房价太高了，青年人一毕业就要开始还一辈子的债，很多房子空在那里没人住，还有很多人根本买不起房子。能不能查一下晚间住房‘黑灯率’？怎么解决？可不可以给一个说法？”

会场依然安静，王平委员却激动起来：“城市化的过程这么快，在享受他们劳动成果的时候，为什么不能给进城务工的人相关保障措施，我去过很多基层地区，那里的人民生活仍然很苦,贫富悬殊这么大不得了。”谈着谈着，她竟然当众呜咽，流下了眼泪。

●观点B

就在隔壁的经济界别会场，闪光灯不断。央企、民企、银行家围坐在这里，吸引了更多的媒体，甚至出现了限制人数、按先后顺序排号的场面。

“房子涨价的真正原因是钉子户。”发言的同样是位女委员，房地产商穆麒茹。在另外一个会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张杰庭在回答记者“房价高老百姓怎么办”的提问时大声说：“老百姓有老百姓的活法。有钱人有有钱人的活法。”全场鸦雀无声。

【记者观察】

在两会的平台上，来自不同行业的代表委员因不同的利益立场有自己的“观点”很正常。但谁也不能忽略这样一个前提：公平与正义。从来没有人呼唤过绝对平均，普通劳动者只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合法收入争取体面的生活。当房价高到令房地产商“都不好意思”，当房价高到省部级领导的合法收入都买不起的时候，当房价成为一个千千万万人关注的社会问题的时候，作为全国人民利益代表的两会代表委员理当冷静地坐下来商讨一下解决办法，提出解决的建议。

值得安慰的是，大多数代表委员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党和政府正在积极采取措施，抑制高房价。

医患关系为何紧张？

●观点A

“我是骨科大夫，天天开刀，我这一辈子，一个红包都没有收。我不知道你这个根据从哪儿来的？”在3月7日上午举行的政协委员谈医改的集体采访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教授温建民在回答有关“医疗红包的现象破坏医患关系”时显得十分激动。他表示：“大部分的医生没有收红包，但也有个别医生收红包。希望大家理解当医生的难处，不能把个别医生行为放大化。”

对于这个话题，温建民继续说，一段时期以来，医院的公益性和被推向市场的矛盾，最后落在医生和病人身上，医患关系给人的感觉像是金钱的关系。而医疗行业是一个高风险、高智能、高体力行业，医生每天面临的压力很大。医患关系的改善，还需要患者多些包容理解。

●观点B

对于医患关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魏群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近年来，大医院普遍存在着‘挂号、交费和检查排长队，看病只有五分钟’的现象，看病的不方便引发多数患者的不满和抱怨，这才是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她表示：医患关系紧张已经成为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这是老百姓害怕生病的真实写照。从这个侧面，你就可以看到当下看病难、看病贵有多严重了。

“当前医患关系紧张是现实存在的,它直接影响到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副院长顾晋认为除了机制体制的原因外，医疗技术水平、服务质量、服务态度尚有缺陷，医学教育中的医患关系、法律道德教育的欠缺，都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

【记者观察】

医患关系是否健康和谐，不仅直接影响医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效率，而且直接影响患者的健康与安全，甚至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当前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合理，造成了医疗机构公益性淡化和医患双方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这些成了影响医患关系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医患关系的实质是“利益共同体”。因为医生和患者共同的“敌人”是疾病，两者有着“战胜病魔、早日康复”的共同目标。而且战胜病魔既要靠医生精湛的医术，又要靠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和积极配合。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说到底是为了维护医患双方的利益。这样看来，维护医患这对利益共同体的良好关系，不光需要医疗机构、医生的努力，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收入差距大不大？

●观点A

北京国际饭店，经济界别。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陆启洲拿起话筒发言，语调和缓平稳。“我干了一辈子电力，对于目前电力行业的现状很痛心。”让陆启洲感到痛心的是目前社会对电力行业高收入的误会，对电力行业央企的“妖魔化”。

“我春节前去河南一家企业送温暖，结果发现工人只有800元。生活很困难，而且他们是都是有技术的电力工人，技术含量要高于一般的采掘行业。”陆启洲越说越激动：“有人说我们一个抄电表的收入就年薪十几万元，纯粹胡说嘛，我们电力行业哪里来的电表工。”

他强烈要求实行煤电联动的机制，煤的价格不断提高，电价不让涨，几百亿元的投入得到的利润微不足道。我们的职工收入怎么可能天价呢？纯粹是在妖魔化我们。”陆启洲的脸已经涨得通红。

●观点B

北京会议中心，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蔡继明手拿话筒，被一群记者包围。研究分配理论多年的他认为现在行业收入差距过大，而且不合理。

他表示，垄断行业收入过高是不争的事实。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显示，电力、电信、金融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一些司机、清洁工的收入都在8000元左右。你们在场的有几个比过人家？”

听到工资收入这样的敏感词，马上围拢过来更多的记者。蔡继明接着说道,由于垄断造成的行业收入差距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不符合效率公平原则。

【记者观察】

当袁隆平成为“富翁”的消息传来时，没有人不满。人们痛恨的不是收入存在差距，而是由于不公平存在的收入差距。

目前对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不满的主要原因是部分领域没有完全做到按劳分配，也就是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权重不高。人们要依靠一些隐性社会规则乃至权力寻租，进入一些行业方可获得高收入。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改革来解决，市场经济改革会回答一些疑惑。

高校改革要不要去行政化？

●观点A

“我们需要一张宁静的书桌。”3月10日下午，政协教育界分组讨论现场，一个响亮的声音令在场委员为之一振，媒体记者不约而同地调准手中照相机、摄像机，聚焦角度。

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教授杨春时直言不讳：“高校去行政化是关系我国教育改革顺利推进的最关键问题。如果高校不去行政化，搞学术的人不占主导地位，学术机构就会萎缩，就会丧失活力。青年教师追名逐利，教授学者讲求级别，没人潜心做学问，浮躁之风弥漫校园，那还谈什么学术，还有什么大师？！”

会议室内分外安静，杨春时激动地紧握右拳，声音还在不断升高。

“高校行政化的背后是管理体制上官本位思想在作怪，一顶‘官帽’可能就滋生教育腐败。高校和其他单位不一样，在学术园地里就应该按照学术规律办事。” 在政协教育界另一小组讨论现场，全国政协委员、北大教授王晓秋的发言正与杨春时巧妙呼应。

●观点B

同样是高校去行政化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给了舆论一个这样的回答：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取消行政级别大势所趋。但也必须看到，在现阶段社会上各行各业都存在行政级别的大环境下，如果只是简单取消了大学的行政级别，不仅不会强化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地位，反而可能恰恰会起到弱化的作用。要实现取消行政级别的目标，必须与事业单位以及其他行业的体制改革同步推进，从而逐步建立符合高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也认为，去行政化必须界定好标准，得搞清楚什么叫“去行政化”。去行政化千万不能当成“无行政化”。

来自安徽的全国政协委员李和平认为，去行政化绝不是一句话的事情， “个人觉得，去行政化实现不了。”李和平表示，去行政化涉及到社会层面的改变，一朝一夕焉能实现？

【记者观察】

去行政化就必须淡化官本位思想，让那些把“一顶帽子”视若个人得失荣辱的“官老爷们”，拿出精力重建学术研讨良好制度和环境，让谋职逐利、为某一级别而竭力求索的教师、学者刹车回头，重新回到“宁静的书桌”、神圣的讲台。

正是基于这一点，大多数代表委员对高校去行政化都表现出“非实施不可之势”，一时间高校行政化彷佛成了过街老鼠。可是，事物都有其两面性， “不能简单对待”、“要科学分析”、“理性处理”、不能因为去行政化的简单实施而“弱化了高校的作用和地位”等呼吁也不是全无道理。如果进行这方面的改革，相关配套措施理应得到考虑。应该给高校更多自主权，使高校能够按照教育发展规律办学，遵循学术规律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