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劳动收入、把‘蛋糕’分好，光有认识和表态并不够，关键在落实，让劳动者真正得实惠。”连日来，本报关于“5位一线工人代表‘生活压力账本’”的报道，引发了代表委员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层思考。针对目前收入分配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代表委员建言献策，努力为提高劳动收入绘出“路线图”。

“三项机制”：提高初次分配比重

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和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是实现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制度性前提。

在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马兰翠看来，当务之急是加快为工资集体协商立法，为实现企业工资分配劳企共决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现行法律法规有关工资集体协商的规定缺乏强制力，在劳动力市场话语权不平等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劳企双方在分配问题上的实质不平等。”马兰翠委员呼吁，就工资集体协商进行立法，给予工资集体协商在工资决定机制中应有的法律地位。

据马兰翠委员介绍，河北省人大于2007年出台了《河北省企业职工工资集体协商条例》，目前河北50%多的企业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2008年、2009年河北城镇在岗职工工资累计增长40%以上，平均工资在全国的排位由24位上升到15位。

3月7日，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郜风涛在列席工会界联组讨论时透露，有关“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的内容，将在“工资条例”中加以规制。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全总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鸣起表示，最关键的是要强化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执行力，“现行法律对于企业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表述是‘可以’，而非‘应当’，一词之差，法律效力大不一样。”他建议应对工资集体协商要约、程序、信息提供等设立必要的强制性条款。

运用最低工资标准促进企业提高劳动者报酬，是代表委员关注的另一个焦点。

“最低工资制度是政府调节企业工资分配、保障低收入劳动者取得合理报酬的重要手段，但目前最低工资标准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国政协常委、全总原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张俊九认为，这是导致普通职工和农民工工资偏低、低收入职工比例偏大的重要原因，“当前亟须提高最低工资制度的立法层次，对最低工资制度作出更具体、明确的规定，强化对违反最低工资制度的制裁措施，并建立健全最低工资标准定期上调机制。”

张俊九委员建议，还应完善对实行计件工资制、提成工资制等特殊工资形式的劳动者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并明确时间表，切实使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普遍达到社会平均工资40%的水平，确保最低工资标准跟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

双措并举：发挥二次分配调节功能

二次分配同样存在诸多不公，被代表委员指为劳动者收入难以提高的又一重要原因。

全国政协委员、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东进坦言，目前二次分配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远没有发挥到位，比如，社保覆盖面还不够、保障水平不高，难以提升劳动者稳定的安全预期，而税收杠杆又难以弥补初次分配过程中的不公，这些都加剧了人们对收入分配的失衡心态。

王东进委员表示，相对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只是对政府掌控的公共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只要真下决心，对收入分配进行调控的空间很大。他建议加快推进社会保险法的立法和实施，切实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许多地方有钱建设‘风景线’，却没钱建设‘保障线’，说到底还是认识和决心问题。”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很快，相比而言社会保障支出严重偏低，我们完全有财力加大投入，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王东进委员说。

采访中，代表委员对发挥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呼声强烈。九三学社中央在发言中指出，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调整个税起征点、超额累进税率和层级。提高高消费征税税率并扩大征税范围，尽快试点推广物业税，择机开征遗产税、赠与税，以切实“加大税收‘提低、控高’的调节力度”。

作为本钢集团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于天忱就明确表示，政府完全可以采取减免税等措施，调动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发展职业福利的积极性，“通过二次分配提高劳动者收入。”

全国政协委员、全总政策研究室主任李滨生表示，目前情况下，最可行的税收杠杆就是调整个税起征点，让收入高者多缴税，让中低收入者少缴税或是不缴税。“目前2000元的个税起征点，与为缩小贫富差距，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初衷已有一定差距。”李滨生委员说。

完善法规：“保驾护航”收入分配改革

毋庸讳言，收入分配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但从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中不难看出，政策发挥的不完善、许多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是收入分配不合理特别是劳动收入偏低的主要原因。

“提高劳动收入，必须加快制定完善工资方面的法律法规。”全国政协委员、全总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苏立清认为，当前最为迫切的就是要尽快出台《工资条例》，对工资支付范围、标准、程序作出具体规定，同时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健全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体系，完善工资指导线、人工成本信息指导等制度。

全国政协委员、工人日报社原社长刘玉明则呼吁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努力消除歧视性用工分配。“目前，劳务派遣工、事业单位编外用工群体普遍存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要解决这类问题，无法完全依赖市场机制来解决，需要政府部门加强监管，从而提高低收入人群劳动报酬，提高收入分配公平度。”

代表委员表示，完善收入分配的政策法规，还应调整和创新公共资源配置机制，特别是要通过弱化权力对要素市场利益分配的寻租，确保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机制的公平合理。

针对国企高管和一线职工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全国政协常委、民进江苏省主委、江苏省政协副主席陈凌孚建议建立“四个挂钩”制度，即国企高管收入和普通职工收入挂钩，垄断行业职工收入与一般行业职工平均收入挂钩，国企职工收入增长与国资委考核挂钩，国企高管、职工收入与阳光操作挂钩。

“总之，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劳动者充满期待，但落到实处才是关键。”代表委员纷纷表示，提高劳动收入，要有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