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厚明：

“儿子的教育几乎花光了多年打工积蓄”

人物检索：康厚明，男，47岁，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城建控股（集团）第一市政工程公司路面处农工班班长

“农民工进城务工已经有30多年，低工资水平也保持了30多年。这几年，城市职工的收入以10%的速度增长，但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却远远达不到这个比例。”全国人大代表康厚明16岁出来打工，今年47岁的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在重庆——这个他住了31年的城市中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

“买商品房是不可能的，我们夫妻俩现在一起打工，每年收入3万元，根本没有能力买房。”重庆目前正在建公租房，这多少让康厚明看到了希望，“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享受到这个政策。”

“这10年来，我的工资是一直在涨。”他说，从800元开始，1000元、1500元、1800元、2000元……“去年，我的月收入到了2500元左右，交了养老等各项保险后，实际到手的将近2000元。”

有31年的打工经历，康厚明是中国“第一代农民工”。1995年，他用10多年打工攒下的4万元钱，回家乡永川盖了一套房。现在，村子因建水库将被迁建，康厚明又一次将“房子”列入了家庭计划。

现在的康厚明，是农工班班长，平时手下有七八十个农民工，多的时候能达到近百人。

“这些年来的打工积蓄，大多用在儿子读书上了。以前，儿子读小学、初中还花不了多少钱，上高中之后，花费就开始多了。”康厚明说，儿子读高中每年要用三五千元，“读大学就更多了，学费、住宿费、生活费，儿子还希望能多学点东西，课余去外边的培训机构学习软件开发什么的，每年都要1万多元钱。”

来京参加会议前，康厚明特意抽出时间去了一趟重庆市人保局。在那里，康厚明拿到了这样一份统计数据：农民工收入在500元～1000元之间的占25%，1000元～2000元之间的约占50%……这与康厚明平时的调研结果不谋而合，“其实，这50%里面大多数还是在1500元以下。”

作为三位农民工代表之一，康厚明觉得除了自己能多挣点儿钱外，有责任和义务为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多呼吁：“为什么不能像城市职工那样，通过立法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从根本上维护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利益？”

“这个机制要是能够建立起来，大家的收入增长就有了保证。儿子再有一年就毕业了，到时候，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努力，政府再能把房价控制好，我也许真能在重庆这个城市永远安家了。”这是康厚明的希望。

王艳斌：

“生一次大病，一年的收入就没了”

人物检索：王艳斌，女，48岁，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环境卫生监督处工人

每天一干就是十三四个小时，每月扣除各项社保费用，拿到手的工资1867元；丈夫在客运站一月能拿回2600元——这是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环境卫生监督处工人王艳斌的家庭收入。

“两口子月收入超过4000元，按说在伊春市可以过上好的生活。”王艳斌向记者算起自己的收支账：“2000年我的工资一月才700多元，现在十年过去翻了一番多，可我们现在的日子还是月月过得很紧张，生一次大病，一年的收入就没了！”

家人身体不好是王艳斌最操心的地方，去年7月，丈夫因肾结石、肾积水在哈尔滨市做了手术，花费2万多元，最终的报销款不到1万元，因为很多药得自费，“这下把我一年的工资全填进去了。”

其实王艳斌的收入这几年一直在涨，“去年每月涨了200元，今年每月又给涨了190元。”王艳斌说起这些数字时脸上看不到喜悦，“别看我这工资在涨，可那速度哪赶得上医药费上涨的速度啊！”

她丈夫身体一直不好，2000年动了心脏手术后，医生说终身都得服药，“我们都拣最便宜的药吃，当年一个月药钱只需要20元就够了，现在一个月怎么也得100多元，挂次点滴就得600多元。”

王艳斌说，光看收入，每月1000多元在伊春这种小城市就可以过上吃饱穿暖的生活，“但前提是别生病呀，这点钱生病住院可住不起。”

她所在的伊春区环境卫生监督处共有700人，只有260人是在编职工，其余的工人都是从下岗职工、农民工、“4050”人员转化过来的。

“他们和我们一样每天都得干十几个小时，每月全部收入只有500元，那日子过得太难了！”王艳斌一再叮嘱记者，“帮呼吁呼吁吧，我们环卫工人的收入实在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