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春天，“蛋糕”论正以前所未有的密集度吸引着公众的视线。

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与网民在线交流中说，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分好，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说把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看作是政府的责任，那么，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就是政府的良知。

在中国经济多年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下，“被增长”一词去年迅速窜红网络，其背后是公众对工资收入增长缓慢、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委婉表达。今年全国两会前夕，新华网的调查显示，“收入分配”登上“两会最关心话题”榜首。

高涨的民意推动着两会代表委员的冷静思考。在不少代表委员看来，从深层次对收入分配进行调整，是政府目前面临的要务，也是决定“结构调整之年”成败的关键。

如何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如何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如何调整税收杠杆……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对于如何分好这个关乎社会和谐稳定的社会财富“蛋糕”，将在公众的期盼中逐渐明晰。

劳动报酬所占比重下滑

3月5日，在北京国谊宾馆，农民工代表康厚明拿出一份重庆市人保局统计的数据，他在上面重重地画了一道线：农民工收入在500元~1000元的占25%，1000元~2000元的约占50%……康厚明认为，“这50%里大多数是在1500元以下。”

“农民工进城务工已经有30年了，低工资水平也保持了30年。沿海很多城市亮起‘民工荒’红灯，这种市场的倒逼情况值得全社会反思。”

不仅农民工，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的局面已到了严重不合理的程度。国家发改委一项调查显示，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间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这些差距包括：城镇居民内部差距、农村居民内部差距、城乡居民之间差距。而城乡差距最为明显：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达到64.45%。

事实上，长久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政府、企业和个人这三大主体中，存在着社会财富“蛋糕”向政府和企业倾斜、重资本回报轻劳动报酬的现象。数据显示：从1997年～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之比从53.4%降至39.7%，而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从GDP的11%上升到20.6%。

以下一组数据更清晰地呈现了当前社会财富“蛋糕”的切分格局：从1996年到2005年间，居民分配比率呈下降趋势，由1996年的65.3%下降至2005年的58.9%；企业分配比率不断上升，由1996年的16.7%上升至2005年的22.7%；政府分配比率不断上升，由1996年15.1%上升至2005年的17.3%。这三个对比数字中，只有居民最终分配比重呈下降趋势。

而在居民最终分配这块，财富又不断向垄断行业集中，某些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收入高达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数十倍。

网友“陈才”的留言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普通劳动者“干得多，挣得少”，与之相反的是，一些群体“干得少，挣得多”，说明主要问题不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是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

不能让“穷人的孩子总是穷人”

“政府很重视这个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富润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说，前几天看了温家宝总理与网民的在线交流，总理谈到，分好社会财富“蛋糕”，实际上涉及到国民收入分配问题，现在在国民收入分配当中，居民收入的比重比较低。因此，我们要注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个人工资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二次分配当中，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公平，通过财政和税收，更加照顾困难群体。“这说明，政府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清晰的思路。”

“初次分配中的倾斜和扭曲，加大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建忠坦言，经济增长的好处过多地分配给了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使工人工资水平受到长期压抑。“增加居民收入‘权重’，是防止‘资本所得挤占劳动所得’的良方。”

记者还注意到，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与转变发展方式”为主题的改革形势分析会在京召开。

会上有专家指出，收入分配不公中有三个重要现象：一是腐败收入、灰色收入等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产生了非常大的社会影响；二是收入流动性明显降低，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收入流动性较高，即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高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不同阶层的变动性较大，但此后，收入的流动性明显下降；三是父辈的背景、收入水平等对子女收入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同收入阶层的稳定性越来越强。有关专家认为，财富流向的稳定性会使社会失去前进的动力，改革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合理格局，对于收入分配人群来说，应进行“调高，扩中，提低”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构建，不能让“穷人的孩子总是穷人”。

提及这次会议时，一些代表委员认为，政府公共支出应该从基础设施支出转向教育、社会福利等支出，而且这方面的支出应大大超过其他方面的支出和GDP的增长。他们表示，政府应该承担“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职能。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上，政府要转变发展理念，突破“追求GDP增长”的思路，由促进经济发展入手向促进人的发展提升。

收入分配改革不仅仅“谈钱”

3月2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带着精心准备的四份提案到京参加两会，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关于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提案。

他建议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未来5年间，使城乡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不低于15%。他建议，在年内尽快出台系统、具体、操作性强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这无疑是一个颇具胆识的建议，击中了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一处要害。迟福林认为，当前最首要的，就是把中国消费率从2008年的48.6%提高到55%至60%，确立为未来5年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并将之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十二五”规划中。

为了实现上述整体目标，中国还应尽快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使城乡人均收入在“十二五”翻一番，年均增长不低于15%。用5年的时间，使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从约60%提高到70%左右，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39.7%提高到50%左右。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小济也提出，政府应该在二次分配上下更多功夫。

他说，只有在效率优先的基础上兼顾公平，比如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推进税收改革，让农民工自由流动、和城里人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给予所有人公平的就业机会，平等享受公共资源的权利，中国才能够完成收入分配的深层次调整。

以农民工身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康厚明，把《立法规范农民工工资支付、增长机制》的建议带到了全国两会，他期待政府要力争实现农民工收入可持续较快增长，抑制并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身为企业家的杨建忠代表对此也表示，破解分配领域收入差距过大，应当坚持“提低”与“控高”并举：一方面，要做大劳动报酬的“蛋糕”，通过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工资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等措施来“提低”；另一方面，对某些企业高管、垄断行业职员的过高收入，要加强监管和调控，控制不合理增长，通过加强征收个人所得税进行调节。

记者注意到，两会前不少地方已经开始上调最低工资标准。2月1日起，江苏省全面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各类地区涨幅逾12%。同时，北京、重庆、东莞等地也表示提高工资标准的条件基本成熟。

去年，有关部门也开始对金融高管的收入实行“限高”，政府推进了很多惠及民生的政策和实践……它表明国民收入分配的调整实际上已经在有力度、大规模地开始了。

带着百姓的心声和愿望，一些代表委员说，相信收入分配改革今年会有所突破，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使收入分配格局更加向个人倾斜，进一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彻底打破“被增长”“被平均”“被拉高”的怪圈，真正形成有利国民增收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