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27日下午，北京市西城区法律援助中心热闹异常，一群年轻人，向值班的郭律师轮番诉说着：“老板把我们两个月的工资全扣了，都没钱回家过年了！还把我们开除了，并警告我们，要补偿金，没门！”

原来，这些年轻人原是一家从事“电视购物”经营的企业的员工，失业后他们在劳动部门指引下到这里寻求法律援助。

一、“风云突变”

这些年轻人所在公司的经营方式是通过多家地方电视台播放广告，推销保健和美容品。为此，录用了数十名员工，在“热线销售部门”从事“座席代表岗位”工作，专门接听电话，介绍、推销那些价格不菲的产品。

“座席代表”电话里谈成的交易，由公司委托快递公司把商品送交消费者，收回货款后返给公司。

“接线成功率”关系到经济效益，公司对员工的文化素质自然要求较高，录用的都是进京求职的“80后”，以大学生居多。员工保底工资虽1000元，但加业绩提成，月收入在北京市人均工资水平上下浮动，其中佼佼者，收入可达北京市人均工资2至3倍。

在求职难的背景下，能有这样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也算是幸事。一段时期内，劳资双方相安无事。

岂知，风云突变。

2009年11月9日下午，公司一位总监突然宣布：公司将于次日起“转换经营方式”停播广告，“座席代表”由接听来电转换为按照公司提供的消费者个人信息，拨打电话的方式主动出击，推销商品。

提成标准、考核办法，管理措施也发生重大变化：五天一个考核期，员工打电话拉客户的成交额日均低于1500元者，公司对其进行“强化培训”。第二次培训期满仍不达标者，将劝其办理“因本人原因”的离职手续。不服从“劝退”的，根据“制度”就只能接受每月640元的工资待遇。

二、意外被辞

11月10日，员工要求总监通知老板到场，说明“转换”理由。岂知，当天许多人的工资被扣除了！

“扣了多少人工资？”郭律师问。

一位女孩答道：“扣了56个人的，人均5198元呐！”

“那天老板到场了吗？”郭律师又问。

“傍晚6点左右老板到了，可他不问青红皂白，对我们破口大骂！”

“老板大发雷霆后，又要我们写检查，否则不让下班，夜里9点来钟，交了检查才放我们走！第二天，以态度不好为由，就口头开除了我！”一位女孩告诉郭律师。

“那你是怎么写检查的呢？”

“我写：今天我错了，以后一定改，保证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共渡难关！”女孩说。

来寻求法律援助的年轻人，大多都写了和这个女孩相似的检查。

2009年11月11日，“保证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的员工还是被老板开除了。

在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未果的情况下，其中的25人于2009年11月17日申请了劳动仲裁。

未被开除的另一批人，不能忍受建立在“强化培训”基础上的“劝退制度”，其中9人相继被迫以“本人原因”办理了离职手续。

2009年11月26日上午，被开除的、被迫办了离职手续的、未被开除又坚持不办离职手续的员工，自发向公司讨薪，遭到拒绝。

“公司每月25日支付上月提成工资，11月25日我们没得到10月份提成，却得到扣发的通知。”一位员工说。

在劳动部门主管领导关注下，员工们申请劳动仲裁后，又得到了法律援助。

2009年12月4日，老板居然将要求每人“赔偿5198元”的“反申请”送交劳动仲裁机构。

三、“查税”成案件转折点

在劳动仲裁过程中，该公司除了对劳动关系认可外，对员工其他各项合法请求一概否认，坚持每人赔偿5198元的“反申请”，并提交员工《工资表》，表示不差钱。

针对《工资表》内容可能存在的虚假性，郭律师当庭要求公司代理人补充提交《工资表》中，与“代扣税”数额相吻合的“完税证明”，否则，对已发工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公司拒绝提交。无奈，郭律师建议员工到税务机关查询个人所得税完税情况。

2009年12月30日，根据几位员工亲赴税务机关的查询结果，郭律师在当日制作的《补充举证》材料中指出：“……所谓的工资表中‘代扣税’一项是不真实的，因为根据劳方向税务机关查询的结果，资方截留了大量员工收入中应当上缴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根据上述事实，足以认定《工资表》中所谓‘加班费’项的不真实……劳方的月收入应当以银行系统出具的对账单为准。同时，还借以证明，本案的资方连国家税收都敢欺骗，缺乏最基本的诚信……”员工调查后还进一步发现，该公司可能还存在“漏税”行为。

在该公司知道员工到税务机关查税的情况后,双方的“博弈”发生了“逆转”。

公司突然放弃了追究员工责任的“反申请”，也不再坚持每人赔偿5198元。在仲裁庭主持下，主动与员工达成调解，员工们将在十日内，分别获得公司数千元至数万元的赔偿。

2010年1月13日，员工们手捧调解书，欢快地走出仲裁庭：

“这回我相信了，还是法律管用！”

历时72天，该案最终以劳动者一方的权益得到保护圆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