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墓到底在彭山还是在武侯祠？继日前四川眉山市彭山县牧马莲花村村民联名上书国家文物局和四川省文物局，请求对莲花坝皇墓进行勘测、挖掘后，彭山县近日向社会发出“征集令”：征集与彭山县牧马莲花村莲花坝皇墓有关的文献、文物等资料。（见1月18日《成都商报》）

“征集令”让人看到了一种官方和公众之间的互动：一边是官方发出“征集令”，一边是众多村民“纷纷表示回家一定要好好找找”，谁让“说不定家里的米缸就是国家一级文物”是个诱人的由头呢？

这样的互动意味着什么？依笔者之见，这是官方和民间在“皇墓经济学”上达成默契的结果。事实上，“曹操都出来了，刘备还在彭山躺着好寂寞”说法的背后，寂寞的或许不是地下的刘备，而是彭山县牧马莲花村的村民和当地相关人员。

如此景象我们似曾相见——从六个省明争暗抢“牛郎织女”故事，到十几个城市虎视眈眈于“梁祝故里”传说；从炎帝，到老子、孙子；从司马迁、董仲舒，到诸葛亮、王安石、袁崇焕……这些人被诸多地方乐此不疲地争抢，上演了一幕幕政府带队、专家挖空心思论证的“话剧”。

笔者以为，学者对湖南新晃、贵州赫章、贵州水城等地为争夺夜郎县地名进行激烈竞争的评价，可以作为类似争论的参照——“今天的夜郎之争，都是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的考虑，与研究夜郎没有什么关系”。

因而，彭山县所谓的“征集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解读为集体无意识下的“皇墓经济学”。请问：离开了经济利益的考量，对刘备墓的挖掘能引起如此多的连锁反应吗？

一些人何以深陷于“皇墓经济学”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应该说，责任并不全在当地官员和村民，而更在于我们很多人甚至整个社会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之中，陷入了利益思维主导文化遗产的泥淖之中——把文化遗产当成了赚钱机器。也就是说，单一地指责官员或者村民都有失偏颇。试想，谁愿意承担一个丧失了“机会”的罪名呢？又有谁愿意利益从眼前白白流过而无动于衷呢？更何况，更多的地方已经因此而获得了经济利益。

“皇墓经济学”固然令人心忧，因为它偏离了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而更令人心忧的是弥漫于整个社会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日益侵蚀，某种程度上会让我们丢弃一种理性的思考和纠偏的勇气，最终在利益驱动下审视和绑架文化遗产的价值。

一些人对利益的追逐永不会停止。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源上找到问题的实质，进而找到救治的制度性方法，“皇墓经济学”绝不是最后的疯狂。类似的挖掘很可能会使文化遗产的价值遭到无可挽回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