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年底，各个媒体刊登了北京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热线将向社会招募“妈妈评审团”成员来担任互联网的监督员和不良信息的评审员的消息，此消息一传出，即引起多方关注与期待，许多人对此做法表示赞同。

对此，有专家表示，手机扫黄是场持久战，仅靠“妈妈”是不够的，还要依靠出台相关细则。更主要的是要理清监管体制，科学立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北京市网管办：仅是一个会上的提议

记者日前在采访北京市网管办相关人士时得知，“妈妈评审团”目前还仅仅是一个建议，此项工作尚未开展。

北京市网管办李主任对记者说：“成立‘妈妈评审团’是在一个扫黄打非会议上提出的一个建议，我们尚未进行实质性的操作。因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需要调研立法。”

据介绍，“妈妈评审团”这个建议是青少年教育专家宗春山率先提出的，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反复提及一个词汇——“儿童最大利益优先”。他说，按照《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当任何事情对儿童构成损害时，应遵循儿童最大利益优先的原则”。“妈妈评审团”就是基于家长，特别是母亲对子女的保护心理，她们对于网上低俗信息更为敏感，评判视角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或许可以成为打击网络不良信息的有益尝试。

“当任何事情一旦可能对孩子构成危害时，首先勇敢站出来的一定是母亲，这在全世界都一样……”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妈妈直觉更敏锐、观察更细腻。

伴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利益的刺激，网上低俗信息打击行动未来面临的困难将进一步加大。对此，有专家表示，我国现有法律对网上色情淫秽信息尚缺乏严格的认定标准。同时，打击网络、手机淫秽色情，仅仅依靠政府部门的工作是不够的，应该形成更广泛的群众监督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成立“妈妈评审团”这样的民间公益组织就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可操作的规则

宗春山对记者表示，“妈妈评审团”的成员一定要有广泛的代表性，要照顾到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不应仅限于知识分子、专家等层面。“儿童群体本身也是有不同层次的，比如流动人口、打工子弟就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妈妈评审团’就应该包括流动人口母亲代表。”

除此之外，“妈妈评审团”的成员还应具备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流利的表达能力，并能保障工作时间。最为重要的是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这意味着“妈妈评审团”成员不能只关注自己的孩子，还应关注所有受到不良信息侵害的青少年，“担任妈妈评审员不是一种荣誉，可能更多的还要出于责任和奉献。”

据北京网络媒体协会介绍，此建议经过媒体披露后，已有很多热心妈妈打来电话咨询。在北京某研究所上班的高女士对记者说：“手机黄祸，青少年受害面更大，受毒害更深。但要杜绝青少年使用手机，也是极不现实的，我是一个母亲，愿意出一把力，打击这个社会毒瘤。”

理清监管体制最重要

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在2009年年末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掷地有声：“打击淫秽色情不是一朝一夕、一个月两个月的事情，这将是一场持久战。”

目前，我国关于手机黄祸的鉴定标准并未明确，相关专项法律也未出台，很多人呼吁建立相关法律。

社会学者周孝正认为，像“妈妈评审团”这样的建议仅仅是一种民间行为，没有执法权，也没有执法资格，他们甄别的信息最终还是要反馈到政府。所以政府运营商间的权责利必须理清。

周孝正认为，杜绝青少年使用手机，是极不现实的，毕竟手机在身，方便父母、亲戚朋友、老师及时地找到他们。所以，要让青少年尽量少受“黄毒”毒害，最行之有效的是切断“黄毒”传播的途径，理清监管体制。

长期从事互联网治理研究的学者李欲晓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度智能化的手机媒体技术，在为人们提供多样化、多渠道、高扩散性的信息应用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安全隐患和对网络舆论引导的挑战，比如绕过正规审核把关，个人制作的无线新闻可实现广谱化的传播；利用开放式的应用软件发布平台和各类智能业务；还有，各类接入技术的安全隐患，也使得手机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处于高风险状态。

“这使得操作层面上的监管不得不直面监管对象的复杂性，政策法律的可操作性，以及技术壁垒。”李欲晓认为：“仅靠‘妈妈’还不够，最重要的是理清监管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