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有三部长篇小说颇为引人注目——《一句顶一万句》、《格萨尔王》和《蛙》：刘震云写“姥爷”杨百顺和“外孙”牛爱国各自寻找背叛了自己的妻子及奸夫以报仇，这两次寻找的时间跨度长达70年之久，到后来却明白了他们真正要找的，只是一句贴心窝子的话；阿来从已成为“化石”的格萨尔王神话史诗与活在当代的史诗传唱者晋美的苦苦寻觅，从古代与今天双向度求证这史诗故事在流传中不断变化的真相。晋美不辱使命，终于发现了藏族人战胜天灾人祸、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也从这一瞬间开始，故事从记忆中消失，语言也失去了意义；莫言通过自己的姑姑、一个农村助产士万心的视角，折射出60年中国生育史的巨大变化，表现了民间“多子多福”传统伦理与国家“只生一个好”人口政策的对抗以及人们为之付出的代价。

这三部长篇的的共同特点是刘震云、阿来、莫言三位作家，都是在沉寂了相当一段时期之后拿出各自的潜心之作：莫言写姑姑是他多年来孕育已久的梦想；阿来自称对格萨尔王的史迹传说研究了一辈子；刘震云要为中国人“立心”的想法也长久萦绕于心……相较于以前很多作家一年一部长篇的浮躁，“急于表达，拙于思考”的浅陋，《一句顶一万句》、《格萨尔王》和《蛙》的徐徐“道来”，无疑是一种令人尊敬的反思或者反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