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对中国文坛和出版业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建国60周年、法兰克福书展、出版体制改革、知识产权保护、全民阅读工程、职工书屋建设、经济危机蔓延、国学大师仙逝……中国的出版界和知识界在这一年度的风云际会中，不断地回应一个个挑战，并用自己的思考、智慧和专业精神，书写出一段新的文化史。

成长·蓄势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全面总结建国60年的文化成果，出版一批反映60年发展变化的图书，成为出版界的重中之重。为此，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共同部署、推出了一批以“辉煌历程”为龙头的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重点出版物，为国庆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这些图书既有理论和经验总结的专著，也有文献、大事记和图册。从这些图书中，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全面、系统地看到共和国60年来所走过的历程，可以说它标志了中华文明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令人振奋的统计数字表明，经过60年来的发展，中国出版业的总产值接近1万亿大关，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在当前经济危机不断蔓延、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的经济环境下，我们的新闻出版产业逆势上扬，图书销售增长20%，新媒体出版增长40%以上，产值增长30%左右，投资增长约36%。面对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形势，在以出版体制改革为主题的今年，国家加快了实现转企改制的步伐，大批出版社理顺了产业结构，提升了自身实力，为将来的发展更上层楼打下坚实的基础。

今年是“职工书屋”大型文化工程创办的第二年。早在上半年里，预定的1000个“职工书屋”示范点已全部落实就绪，配送的图书数量和品种的总量有了大幅增加，软硬件的配套齐整和运转常态化，使得“职工书屋”成为全民阅读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也是“深圳读书月”举办十周年，自2000年始，持续10年的读书月活动开创了全民阅读活动的“深圳模式”，对于提高国民读书比率、提高国民阅读质量，都是一个有益的经验。

在国内，我们有骄人的成就。在国外，我们也是独领风骚——在今年于德国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首次作为主宾国亮相，以实物展示将我们6000年的文明和当下的独特活力，生动形象地呈现在全世界的面前。这不仅仅是中国出版业的开门红，更显示出中国经济发展、中国文化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大势所趋。这次中国在法兰克福书展举办主宾国活动的成功，是我国出版业走上世界文化舞台的一个重要标志。

回眸2009年，中国出版业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迅速成长，并蓄积了巨大的能量，必将会在未来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纷争·考量

当然，中国的文化出版业在成长过程中伴随着曲折和反复。2009年也是不平静的一年：谷歌侵权案对数字出版业形成冲击，第三极书局“撤离”折射出民营书业的困境，传记文学造假成风，官场小说相互克隆，文化名人风波不断、名人品德受到公众质疑……透过出版乱象、文坛纠纷的种种行状，人们看到的是商业化、功利性操作以及由此催生的浮躁心态，对文化事业、出版事业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由郭敬明领衔打造的首届文学新人选拔赛，模仿超女选秀的游戏风气而忽视文学应有的严肃性，遭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质疑，连评委都表示这样的活动对文学创作本身毫无益处。评论界认为，浮躁的文学、浮躁的文学队伍，难以产生出文学大师，这样干不是文学的出路。

有些传记文学作者为拔高、美化传主，不惜肆意捏造篡改历史，不少无中生有的内容被选进中小学生的课本里，以假充真贻害无穷，不能不令人愤慨和担忧。有识之士出于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此类“伪史伪作”全力声讨，已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认知。

读书人“恨腰封”在今年达到高潮。“某某作家震撼推荐”、“全球最畅销图书”之类恶俗吹捧与廉价叫卖，使许多善良的人买一书上一当，其行经无异于谋财害命，大家痛骂腰封是虚假广告、浮夸宣传的狗皮膏药！广大读者的反感与抵制，“腰封”这一文坛“妖怪”不知明年能否销声匿迹，不再兴风作浪？

先是李辉揭露文怀沙的年龄、经历造假更质疑其学术水平的真假，成为文坛爆炸性事件；后有余秋雨连陷“捐款门”、“股票门”之中，引起各方人士“追讨”不已，余老师一时四面楚歌，下不了台……这两件“名人案”及其随后引发的笔墨乱战，一方面表明在今天资讯发达时代，舆论监督的巨网之下一切难逃“火眼金睛”，文化名人的道德自律既是立身之本，更是公众社会价值观的标杆，不可小觑；另一方面舆论的自由和开放，给公众更多参与、观照文坛的机会的同时，关注点似应把握在有利于净化文化市场、有利于提升文化品质的方向，以炒作文坛糗事为目的的猎奇、起哄的心理，有害无益。

反思·求索

2009年，让人倍感失落的是几位文坛大师的相继辞世。继钱钟书、费孝通、巴金之后，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和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及翻译大家杨宪益先生都纷纷仙逝了。中国知识界痛悼文化老人的离去，嗟叹“20世纪最后的学术精神湮灭”、“一个时代的结束”。

凝望大师们远去的背影，我们不得不感叹，我们已经进入了没有大师的时代。

纪念文章如潮涌——我们追忆季羡林先生，实际上是在追忆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大师辈出的年代，是一个充满问题的年代，也是一个尊重知识、宽容“异端”、追求平等的年代。

——季老的过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不仅仅是像他这样的学者越来越少了，还因为他在世的时候，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这个浮躁的时代，和这位学术坚守者的宁静与单纯。

——我们怀念季羡林先生，实际上是怀念一个“以学术为业”的群体。今天的多元化社会，铸造着多元化的个体人生，而能终生坚守学术，并从中获得乐趣和力量的人已经不多了。

国学大师的稀有与目前中国的“国学热”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曾经在普及国学中功不可没的《百家讲坛》，可以说在今年很少作为，那些创造了出版奇迹的人和事都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各地开办的收费昂贵的“国学班”，已经把“学国学”当成了生财的商机。

在怀念大师的同时，应该好好地反思了：如何学习大师们独立自尊的品行、诚实执著的品格、淡漠名利的品位，将做人与做学问融为一体，学习大师们的淡泊心境去工作和生活，以改变我们的浮躁状态，这应该是2010年文坛要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