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江西德兴设10个副市长、河南新乡设11个副市长等被网络热炒后，不乏公民精神的网友，时常到政府网站上围观官员副职设置情况已成为一种现象。12月8日，有曝光帖称，在地方政府网站上发现安徽宣城市宣州区设10个副区长，安徽贫困县临泉设11个副县长。当地有关部门无一例外回应称是符合规定的，均有4个挂职干部，不占当地政府岗位。

尽管有关部门无一例外回应符合规定，均有4个挂职干部，不占当地政府岗位。但是一个区（县）真的需要这么多副区（县）长吗？

地方擅自违规配备干部，上级整改起来或许不难，难的是这些挂职干部都由上级派出，美其名曰积累工作经验，培养锻炼能力。实则积累政绩资本，安排相应职位。当地政府即使不欢迎这么多挂职副县长，但是谁也没有胆量拒绝上头的“好意”。

应该说，干部挂职，作为一种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和实践，在促进机关精简机构、交流人员、培养锻炼、招商引资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看了贫困县拥有4名挂职副县长却不违规的消息，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干部挂职的利弊。挂职造成干部配备超标的情况并非一地独有的景观。由于干部挂职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念歪挂职干部“好经”的地方不在少数。上半年陕西神木县取消了67名干部2009年度挂职资格就是典型例子。据调查，这些干部自挂职后，有的兼职取酬为个人谋私利，有的赋闲在家吃空饷。无论是贫困县4名挂职副县长还是神木挂职干部吃空饷，都击中了干部挂职制度的软肋，完善干部挂职制度势在必行。

首先，挂职干部派出单位与接收单位之间衔接管理存在制度空档。对于派出单位而言，人不在原单位，对挂职干部的管理难免粗疏。对挂职干部的考核评价除了依据其本人鉴定以外，往往只能根据接收单位提供的只言片语评价来认定，或者说通过派出单位偶然跟踪考察与干部挂职结束时的实地考察意见来评价。对接收单位而言，接收挂职干部或许不是出于本意，挂职干部工作关系又保留在原单位，考虑到干部挂职时间不长，一般不愿给他们分配具体工作。挂职干部俨然成了“挂名”干部。

另外，有的地方派出挂职干部并不是因为工作需要，而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由于公务员退出机制不完善，给富余干部一个比较体面的出路而已。

除了挂职干部人浮于事以外，由于挂职制度先天不足，挂职干部乱作为的事情也不在少数。与“驻京办”类似，中央、省市干部到基层挂职，基本上就是招商引资、要资金要政策的代名词。这些挂职干部除了给地方带来先进工作理念以外，更重要的工作就是争取政策、资金与项目。还有的挂职干部俨然成了官商不分的红顶商人，滋生了权力寻租与腐败行为。国家行政学院龚维斌教授曾直言：“一些挂职干部徒有挂职的空名，成了拉关系、跑项目的联络员。”这不仅歪曲了干部挂职的本意，还造成了新的社会不公与权力腐败。

因此，透过贫困县4名挂职副县长的例子，检视干部挂职制度的缺陷，规范干部配备，很有必要。一方面，要完善挂职干部制度设计，落实挂职干部管理的衔接问题。把干部挂职管理从文件上升到法规制度的层面，避免挂职干部过多，增加纳税人负担的情况。也要防止对挂职干部考核不严，赋闲吃空饷。另一方面，干部挂职制度的意义值得重新审视。干部挂职到底是为了培养锻炼能力，促进人员交流，交换思想、理念；还是为了镀金增加资历、分流富余人员，争夺资金、项目、政策？需从制度与思想两个层面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