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曾仕强先生在《百家讲坛》上开讲“《易经》的奥秘”，媒体上出现了一些话语波澜。有人批评曾先生根本不懂《易经》，只是信口开河，近乎坊间说书。但也有人认为：“《百家讲坛》成‘说书场’有何不可”。

“《百家讲坛》成‘说书场’有何不可”，看似新颖，在笔者看来并非如此，更像是为《百家讲坛》唱起了挽歌。因为这是站在《百家讲坛》立场上的自说自话，完全把《百家讲坛》的受众放在一边或者有意忽视的“想象”。道理很简单：成了“说书场”的《百家讲坛》还是原来的《百家讲坛》吗？还是公众期待的《百家讲坛》吗？离开了公众的需要，离开了公众的需求，简单地把《百家讲坛》“偷梁换柱”为“说书场”，是否考虑了公众的感受呢？是否是尊重观众意愿的选择呢？

如此以来，笔者以为，这与其是对《百家讲坛》和曾仕强先生的辩护与声援，不如说一下子戳到了《百家讲坛》及主讲者的软肋所在：越来越摸不准观众脉搏，越来越成为孤芳自赏的“把玩”。进一步说，这决非是一种褒扬，更不是值得追求的方向，简单地说就是，《百家讲坛》开始大步进入“死亡时间”，并且这种趋势似乎无可挽救。

事实上，《百家讲坛》“说书场化”的说法并非今日才出现的。此前，何三坡先生就指出，“百家讲坛就是个说书的场子，能在这样一个场子讲课的人在中国何止万千。”而作家阿来拒绝《百家讲坛》节目组后说，“我又不是讲评书的，何况真正评书讲得好的也不只是讲故事。”这样的见解，在笔者看来，足以推翻“说书场”是《百家讲坛》值得追求的发展方向的说法。

“说书场”之说背离了《百家讲坛》的宗旨：“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栏目在专家、学者和百姓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而公众的意志就成了被“蹂躏”的对象，所谓为受众服务的说法就成了自欺欺人的“空话”。

笔者并不主张对《百家讲坛》的主讲人进行讽刺挖苦，因为主讲人和节目从本质上说是两码事，更何况，社会既需要甘坐冷板凳的书斋式学者“为往圣继绝学”，也需要亲近大众的明星化学者“为生民立命”。但我们要明白，哪些是浮华，哪些是精华，哪些是垃圾，哪些是沉淀，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的那样：“浮在表面的是持续三四年的一些生活习惯与思想感情；这是流行的风气，暂时的东西。”因此，万不能对一种明明是堕落的事实进行“新生事物式”的辩护，这不但是一种对社会现实的抽空，也是一种危险的遮蔽。当我们不以丑为丑，而把丑称为美时，陷入危机的难道仅仅是《百家讲坛》吗？

当下时代，所谓娱乐至死，或是娱乐到死。或是因为娱乐，所以死了。当《百家讲坛》变成了个人与团体的名利场，当其过分追求娱乐、摒弃思想时，能不死吗？此时此刻，我们有必要再给它一层华丽的包装——“现代说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