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演员与观众形成强烈反差的文艺表演。

2009年10月31日下午，在昆明市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怡景园酒店多功能厅，一场由该度假区国有独资企业海洁环卫服务公司（以下称“海洁”）职工担纲主要角色的文艺演出开始了。

演员基本都是平常手持扫帚、开清扫车、骑三轮清运车、拿抹布的一线环卫工，而且还是“土得掉渣”的农民工。

观众的身份与清洁职工的身份相差悬殊：云南省政府滇池水污染治理督导组组长牛绍尧和督导组秘书长程政宁；省总工会副主席王惠萍；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主席杨丽；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邱瑜；省政协副秘书长毕励；度假区工委书记罗建宾、管委会主任助理李诚。此外，身体不适的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主席江巴吉才发来了贺信，前三届江巴吉才都是亲临演出现场，担任颁奖嘉宾的。

一个小小的环卫公司怎么请得动这么高级别的领导？海洁有什么背景？

海洁拥有500名职工，承担着度假区26条道路，约80万平方米的道路清扫清洗保洁，还负责近60万平方米的河道水面的疏通打捞保洁，以及全年8000多吨生活垃圾的清运和辖区内公共单位的清洁卫生工作。

马维亚的“社会主义情结”

要说海洁，“马维亚”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海洁公司的总经理马维亚1961年出生，1980年19岁时考上云南大学中文系，和著名诗人于坚是同班同学。1984年7月，马维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云南省公安厅工作，当了3年警察后，他调到了省物资局，后辗转几个单位，最后于2003年来到昆明市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的国资公司，任国资公司办公室主任。

2006年4月，马维亚被调到海洁，出任副总经理，“实习了3个多月后，组织上正式任命我为总经理。”

刚到海洁，马维亚不能接受的现象有好几个。

一个是，院子内杂草丛生，蚊蝇纷飞，全然没有一个“公司”的样子。“草里还有蛇，我都不敢走进去。”清扫清运部经理李勇说，“为了节省伙食费，院子里还有菜地，种辣椒，一到收辣椒季节，顿顿吃辣椒。”

一个是，工人非常自卑，见人不敢正眼看，躲着走，不愿意和人说话。“我们平常只说‘人穷志短’，殊不知，志短人更穷。环卫工人怎么了？为什么要低人一等！”

大学毕业来到海洁的董又齐告诉记者，他刚找对象的时候，最怕姑娘问在哪里工作，“只要她问，我就含糊其词地告诉她，在度假区工作。”这种经历，工会主席刘海波刚从部队下来时也有过。

工人一下班像躲避瘟疫似的迅速脱下黄马褂，塞进自行车上的塑料袋里，换上自己的衣服再出公司大门，“他们觉得那身工作服挺丢人的。”

再一个是，工人工资极其低。“当时昆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月薪470元，而我们工人的人均月工资400都不到。”马维亚说，“太可怜了。”今年49岁的清洁工杨水芝告诉记者，那时她一个月就400元，“300元给在读大学的小儿子，余下的100元给远在西昌卫星中心当兵的大儿子。”

马维亚决定先增加工人的工资。

管委会领导十分理解支持马维亚的举动，管委会主任助理李诚告诉记者，“海洁所吸纳的职工，基本都是失地农民和失业工人，管委会党政领导一直关心他们的收入，只要有条件，就给他们增加工资。”

环卫保洁是基本无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即使有盈利，也是微利，而马维亚遇到的最大问题还在于，公司当时386位工人披星戴月，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挣来的血汗钱，大部分作为利润上缴了，上缴给公司之外的另外两个股东，因为公司自2002年8月19日成立后，一直是股份制公司。

“我刚来公司的2006年本应上缴50万元，领导考虑我刚到，照顾我，减为40万元，”但马维亚看到自己的工人如此可怜后，决定采取另类手段，连40万也不给——他要赖账了，赖账在昆明土话里叫“跳墙”。“我一看工人的工资还达不到当时的最低工资标准，于是我决定‘跳墙’了。我给度假区管委会写了个理由充分的报告，建议用当年利润把工人工资至少涨到当时昆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但未有批复，也没回音，于是我根据省政府当时的一个公文处理规定，呈文一个礼拜不批复，即可视为同意的规定，在报告上报两个礼拜后就给工人加工资了，人均涨了107元。”加工资后，公司账上利润只剩8000元，“两个股东一看，也不好意思来要了。”

工人欢呼雀跃。

记者在海洁公司采访的几天里，马维亚给人的最大感觉是，他的“社会主义情结”相当深厚，也相当纠结，“我主张改革必须是社会主义走向，不是说要回到吃大锅饭、无效率的老路去，”马维亚说，“我的意思是社会主义的公平、公正才应该是我们今天一切改革的核心价值。”

他回忆自己刚参加工作当警察到基层参与调研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经历，“当时的综合治理强调打击，我其实也不懂，直到我来海洁后，我才逐渐明白，其实我今天就是在做综合治理的工作。我们现在有500位工人，你想，工人增加工资了，有尊严又自信，安居乐业了，500位工人稳定了，500个家庭就稳定了，什么是综合治理？制造稳定和谐就是综合治理。”

重建工人自信与自尊

解决了工资问题，马维亚开始把注意力放到重建工人自信心、自尊心上来了，他的方法的确很“另类”。

有一天，一个清洁工在一家建筑工地外扫地，被看守工地的大狼犬冲出大门咬了一口，自卑的工人不敢吭声，工地老板只是答应每天派人开车接送他去诊所打针。

马维亚知道后不干了，“这还了得，天大的事，想打几针就了了？”他堵住了已调头准备离开的汽车，要驾驶员给他老板打电话或者把老板电话号码告诉自己，一番智斗，次日，那个工地老板终于来了。马维亚和他一番讨价还价后，对方被迫赔偿了被咬伤工人1200元，“此外，必须每天照旧开车接送他去打针。”

马维亚来到海洁不久，考虑到几百号工人撒在马路上工作，会发生许多法律纠纷，就为工人聘请了一位律师，律师来了以后，从职工遇到的交通事故到家庭纠纷，全面介入，帮助职工维护权益不说，还间接提高了工人的法律意识。尴尬则是，马维亚付不起高额的服务费，“我帮你可以，但有个要求，”作为朋友的律师说，“你不许出去说给我的费用，给这点钱也干，说出去往后我在昆明没法混了。”

2008年10月8日下午6点,在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滇池路上,一幕别开生面的结婚场景出现了——只见两辆洒水车披红挂绿在前面开道，用洁白的水柱形成拱门，拱卫一辆小轿车缓缓前行，小轿车上有一对新人甜蜜地依偎着，后面是一串11辆由职工私家车组成的迎亲车队。

第二天，几乎昆明的都市报都报道了这个打时兴汽车迎亲以来最为别致的迎亲仪式。

“这是我创意的。”马维亚告诉记者，“我的鬼点子就用在这方面，因地制宜，用洒水车迎亲，既别致，还会引起社会关注海洁，关心我们的工人。”

“马总一来到海洁，就马上真正建立工会、共青团，”公司工会主席刘海波说，“工会以前名义上也有，但没有一个会员，只是一块牌子。”

当过警察的马维亚，法治意识很强。

“工会这种组织在我心目中很重要，有了工会，工人就有一个最亲近最贴身的保护组织，”马维亚说，“大到企业改制，小到解决职工福利，有工会,工人就有捍卫自己权利的坚实屏障。有人一旦提出不利于工人的改革方案，我就告诉他们，按照《工会法》，这种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改革方案，必须经过职代会讨论并通过。”

职工书屋、练功房、会客厅、职工小宿舍……纷纷建起来了，连职工食堂也改善了，每顿两荤两素两个汤，而职工交费极其低廉，“只是象征性的收一点。所谓‘企业办社会’，我认为不能简单一概而论，我在海洁，还是办了一些职工必需的，花费极少的小小‘社会’事业，”马维亚解释说，“有了这些必要设施，会增强工人的归宿感和安全感。”

主人翁精神觉醒

有了“家”做后盾，工人们活得踏实。

杨梅是四川泸州人，她2009年春节买飞机票回家过年在公司成了“新闻”，而在马维亚的朋友、公安厅干部老朱看来，“在整个昆明市的环卫界都是新闻，你去了解一下，真正的环卫打工仔，有多少坐飞机回家过年的？”

海洁财务部经理张宗珍说，马维亚之前，“海洁的职工每月的流动率高达30%~40%，不少职工走了，我是2005年11月来的，第二年3月就准备走了，不走的人也是心不在焉。”

现任工会主席刘海波当时“业余”在外开出租车，现任清扫清运部经理李勇则是消极怠工，“我每天上午到公司露个脸，九点以后就开车到海埂公园晒太阳，谁打我手机都不接，除非心情好。”李勇说。

“李勇被马总‘激活’后，与先前相比，判若两人，”刘海波说，“举个例说，有一段时间正值暑期，李勇怕工人中暑，自己掏钱买酸角，熬成饮料一个组一个组的送，送了好长时间才被马总发现，改为公司行为。”

工人李才罹患胃癌后，要手术治疗，他的要求是“留着我的岗位，我病好了还要继续干。”

38岁的李永德专门负责道路亮化灯的管理，今年国庆前被查出患直肠癌，坚持到国庆后有时间才住院做手术，11月12日下午，手术后一个半月的他又回到公司，马维亚问：“你不在医院躺着，回来干吗？”李永德憨厚地笑笑说：“大夫说可以适当动动，我担心工地的电缆被盗，回来看看。”

工人李凤兰，因为工作表现十分好，有一年年底马维亚给她发2000元奖金，她竟然“打上门来”和马维亚“理论”：“为什么要发奖金给我？”马维亚说：“你干得好，奖励你啊。”她说：“干得好是应该的，不需要奖励。我不缺钱，不是为这点钱才来公司干的，我喜欢公司这个环境。钱我不要。”马维亚说：“这是公司的决定，再说财务已经做账了，不好收回。”

李凤兰“警告”马维亚说：“下不为例。明年再发，我和你翻脸。”

公司办公室主任杨梅告诉记者：“拒领奖金的，不只是李凤兰，有好几起。”

邱瑜感慨说：“以前说什么‘主人翁精神’总是觉得很抽象，看到一个环卫公司的工人不仅把份内工作干得那么出色，而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不就是‘主人翁精神’了吗？”

马维亚对工人的好，总是做在工人未提出甚至未想到之前，他把这称为“感情前置”，“职工一旦提出要求，我才去给他办，人情只有一半了，一定要在他有困难却又未提出来之前主动给他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