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６月，新修订的《律师法》正式施行。新《律师法》赋予了律师更多的执业权利，着力解决律师执业的“三难”问题（即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同时，还明确了律师的职业豁免权，加强律师执业过程中的人身保护。

近日，全国律师协会相关负责人在云南对新《律师法》实施情况进行调研时，发现受历史以及思想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律师的执业环境总体上依旧不容乐观。

“三难”问题还存在

云南省律师协会副秘书长王峻说，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这“三难”之难不在于法律的规定，而是难在具体司法机关对法律的执行上。

云南省律协反映，“三难”首先表现在“会见难”上。云南省许多地方对《律师法》的执行还没有完全到位，一些部门仍在执行旧的规定，即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要由公安机关审批并派员参加方可会见。

今年初，昆明一位律师到昆明市官渡区看守所会见一名犯罪嫌疑人时，由于没带起诉书而被拒之门外，而相关规定中并没有这项要求，后该律师将昆明市官渡区看守所告上法庭。

其次，新修订的《律师法》将律师的阅卷权提前到审查起诉阶段，并规定律师在审判阶段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但由于以前律师的阅卷权一般仅能在审判阶段才能行使，所以在实践中，相关部门的观念尚未转变，该条规定的律师阅卷权执行困难。

同时，新《律师法》虽然确定律师调查取证不再需要经过“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同意”，但却未对有关单位和个人不配合律师调查的处理作出相应规定。由于缺乏制度的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时有关人员不予配合的情况依然普遍。

据了解，侵犯律师合法权利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近一年来，云南省就发生了律师在法庭上被对方当事人殴打致伤，律师在庭审过程中受到法官的非法拘禁，律师在办案过程中被以“妨害作证罪”、“非法泄露国家秘密罪”、“伪证罪”逮捕等事件。

《律师法》需要配套法律衔接

新《律师法》生效后，与之相冲突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作相应的修改，因而导致《律师法》实施面临尴尬。

《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而《律师法》则规定“无须批准”、“不被监听”。

律师的阅卷权上也有矛盾之处。《律师法》规定，在审判阶段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卷有关的所有材料。而《刑事诉讼法》则对律师阅卷权作了很大限制，规定律师在审判阶段只能看到主要证据的复印件和有关的证人名单。

《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打架”，到底该执行哪一部？这一争论至今没有停止。

除了与刑诉法相冲突外，没有相关的配套法律也是众多法律界人士所关注的。

云南省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万立律师介绍，新《律师法》规定过于笼统，对律师的很多执业权利仅仅是作出了一般性的权利宣示，缺乏关于律师权利受到侵害时救济途径的规定。没有救济途径作保障，权利难以实现，既无救济就无权利，在没有与新《律师法》相配套的实施细则的情况下，救济途径的缺失导致新《律师法》的规定操作性不强，难以发挥到切实保护律师执业权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新修订的《律师法》，日前云南省司法厅和省律师协会牵头起草了《规范和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有关问题的规定》，该规定现已交付相关部门会签。部分政法部门已于今年８月会签了该规定。个别条款如律师会见的具体程序等正在与相关部门协商修改。

对此，全国律协刑事委员会委员李春光表示，一部新法的执行有一些客观难度，尤其是一部新法撼动了很多固有利益的时候，仅靠一部法律短期内要改变律师执业环境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