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复帖》到目前为止，是否是陆机真迹，争议很大。但是大多学者都不反对是可靠的西晋文人的书信作品。《平复帖》的确开启了汉字书写里“帖”的独特美学传统，因此常被称为“帖祖”。

“帖”是书法，“帖”也是一种文体。“帖”是文人之间问候平安的手札便笺，或探病，或说近况，或哀悼丧亡，或叙述天气季节变化、心情忧喜；“帖”是文人用毛笔在“纸”或“帛”上书写的心事痕迹，没有“文以载道”的沉重压力；“帖”的文体和书法都摆脱了装腔作势的修饰，呈现出文人潇洒自在的随意率性。

“纸”、“帛”在魏晋之间正式成为文人书写的载体。从秦汉以来就长期使用的“竹简”、“木牍”都废弃不用了。文人手里的毛笔在滑润轻柔洁白的“纸”、“帛”上书写，线条优美飘逸，可以产生更多顿、挫，流、动，转、折，轻、重的笔锋变化之美，仿佛在阅读书写者的情绪起伏。

“竹简”、“木牍”纤维沉重粗糙，毛笔的书写不容易产生速度感，一旦改为在纸帛上书写，汉字就由结构端严的隶书入行草，毛笔笔锋开始追求飞扬灵动、酣畅淋漓的美学表现。

主宰“帖”的发展的也不再是朝廷授命书写的刻板工匠，而是有自我审美意识与创意性情的文人。

这些魏晋时代的文人，游离于社会士、农、工、商阶级之外，他们不参与社会劳动，出身士族书香世家，却又常常与仕宦权力若即若离，有一种旁观者的疏远，在政治动乱斗争的时代造就了一封封“帖”里特别云淡风轻的文体与书风。

晋人在纸上抄写的《三国志》残本，敦煌洞窟发现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与北凉《优婆塞戒经》，书体还是标准的汉隶，或隶书意味浓厚的楷书，工整端正，但是看不到文人的洒脱飘逸。

在西北罗布泊楼兰一带发现的晋人墨书残纸，破碎残断，墨痕漫漶，但是字迹却与《平复帖》极为神似，摆脱了汉隶束缚，点画婉转流动，已是两晋文人“帖”的风度神气了。残断的碎纸片上辨认得出一两个句子──“能甚惘惘也”，“缘展怀所以为叹也”──也与熟悉的晋人的“帖”的句子如此相似，“惘惘”、“展怀”、“为叹”都像是王羲之传世的“帖”里的用语。

与晋人的“帖”有更密切关系的是新疆发现的《李柏文书》。

李柏是前凉时代的西域长史，他书写的三张墨书手稿，是三封信的草稿，现藏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这三封书信原稿以日期开头──“五月七日”、“西域长史柏顿首顿首”，书信格式与王羲之的“帖”完全相同。李柏这三封信的书写年代在前凉永乐元年，公元346年，也正是王羲之在南方的东晋书写他的“帖”的同一时间。《李柏文书》的书法也特别像被认为是王羲之最早书风的《姨母帖》，笔势线条自由，字体略带扁平，横向水平线条粗重拉长，隐约还感觉得到一点点汉隶的影响，但是“帖”的书信文体已经确立了。

李柏到了西域任所，写信报告到达日期，“未知王消息，想国中平安”，隔着千里万里迢遥山河阻难，一个奉派到边疆荒寒之地的长官在文书里说──“想国中平安”。结尾的“李柏顿首顿首”，仿佛就有了战乱年代一片残纸上历经风沙岁月的历史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