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做什么都讲究“预约”：吃饭要预约座位，美容要预约服务生，酒店、机票预订更是常态，有时就连好友小聚都要提前“预约”——这都是我们熟悉的“预约”现象。新鲜的是，最近也出现了另外一种“预约”。武汉一名农民工到当地劳动监察部门求助讨工钱，正在电脑上玩游戏的负责人某某某却以“没预约”为由，让求助农民工在一边“等着”，自己继续玩游戏。

劳动部门的大门就是冲着劳动者敞开的，尤其是遇到困难的劳动者。试问：到劳动监察部门求助，哪条法律规章规定了要“预约”？当然，需要“预约”并非不能理解，不过，倘使真的需要“预约”，玩着游戏接待无助的农民工，符合公职人员的行为规范吗？

说来说去，还是没有把农民工的困难当回事。农民工付出劳动却被拖欠血汗钱，也许家中的婴儿正嗷嗷待哺，也许开学的孩子正等待这些钱进学校，也许老人正等待着这些钱看病买药……这些，或许一些人可能看不到，但面对上门的求助者不能想不到。当农民工亲自找上门来，门里的公职人员竟然有时间玩游戏没时间接访，一句“没预约”寒了多少农民工的心。

如果不是农民工亲自上门求助，劳动干部当面回应“没预约”；如果不是农民工亲眼所见被求助的干部正在电脑上玩游戏，恐怕真的就被一句“预约”糊弄了，然后回家乖乖等“预约时间”求见。问题是，“预约”有多远，“预约”是哪天呢？

现实一再地告诉我们，有的干部虽然没有以“没预约”打发人走，但农民工办一件事情跑断了腿，被当成皮球在几个部门之间踢来踢去，不是什么新鲜事。不把农民工的困难当回事，“没预约”就成了新的挡箭牌。虽然坐在为农民工维权的社会保障机构的位置上，但却全然没有为农民工维权的意识，甚至视农民工的求助为累赘和麻烦，找借口随意打发。从“没预约”的最新借口来看，一个干部上班时的娱乐重过几个农民工的讨薪，可见有的地方对农民工困难的漠视程度。

“预约”这个词最近还真有点热门，连邻家的小时工也会说“预约”了。

她是一位来自安徽的农民工，常年在北京做家政服务，6岁的孙女迫切需要做兔唇修补手术，从今年年初开始预约，本以为手术肯定能在暑假结束前完成，这样，上学的时候就不会遭受异样的眼光。但半年多过去了，她也没有预约上，医生每次的答复只有四个字“没有床位”。她苦笑着向人嘀咕：半年多还没有“预约”到一个床位，不知道那些床位都被谁“预约”了？

她的嘀咕耐人寻味：难道人人预约一个病床都需要比半年更长的时间吗？如果不是，那么，预约是不是已经提前被“关系、金钱”预约了？

这真的让人担心接下来的全国“预约挂号看病”走向何方。按照卫生部要求，全国三级医院10月起推行预约挂号，北京在全国率先试点。挂号看病推行“预约服务”，肯定比“彻夜大排队”方便、合理、省时。不过，能不能改善看病难，保证看病公平，还需打个问号。2008年北京各大医院共接待患者约1.2亿人次，而全年发放的专家号为178万个。就医模式变了，但就医资源并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巨大的需求与有限的医疗资源之间的矛盾，会不会令“预约服务”变味？或者这个矛盾因“预约服务”变得更突出？

客观地说，“预约服务”，是社会服务有序和升级的一个标志。但人们更担心，在公共资源匮乏的当下，“预约服务”，可能光明正大地蜕变为“特权服务”，被“有钱、有路子的人”优先占用。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心，一项调查显示，逾59%的网友认为实行预约挂号，政府应建价格和服务监督机制，防医疗资源滥用。

从农民工讨薪要“预约”，到农民工9个月“预约”不到病床，变味的“预约”，真的让社会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