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7月1日起，浙江省浦江县18周岁以上公民都将有一份个人“道德档案”，如有违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行为，将被记入“公民违德信息综合数据库”。有关部门、单位在招工、征兵、招考大学生“村官”、招考公务员、任用干部、发展党员、评选先进模范等工作中，将通过该数据库进一步了解候选对象的道德品质，并作为重要参考依据。此举是“道德浦江”建设的一项载体。（8月26日《人民日报》）

尽管建设“道德浦江”的目标很是让人感到宏伟神圣，提出建设道德档案的措施看上去也似乎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笔者认为“道德档案”应当止于法律，凡不能用法律规范的属于道德范畴的东西不宜简单地用数据说明问题。

首先，违德信息的采集不具有科学规范性，势必不能准确反映真实情况。比如说社会公德，这个范围很大，从随地吐痰到行人横穿马路闯红灯，从随意插队到随处题写“到此一游”，这些说小很小说大也很大。去年大陆的一个游客到台湾题了一个“到此一游”，即引发一场不小的舆论风波，你说这事是大是小？仅这一块就可派生出许多细则，什么情况记录什么情况不记录得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可等这个标准定出来怕要到许多年之后。如果没有一个标准，只依靠违德造成的损失与影响来评判，必然存在很大的灵活性和随意性。

其次，道德档案的建立不符合道德建设规律。人的道德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自我完善的过程，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人的道德水平的提高不可能是直线性向上的状态，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更不可能是静态的，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和矛盾因素，如果简单地把它作数据化处理，必然让人们只看到一个人不好的一面而看不到好的另一面。评价一个人本身是十分复杂的事情，如此简单地靠几个数据来说明问题，是对一个人的不尊重，也不可能得出什么可信的结论。如果按这样的标准评下来，《亮剑》中的李云龙就是一个混蛋，又骂人又态度粗暴又独断，哪里能称得上英雄，更别说当将军了。再者，道德档案的建立，必然让一个人永远背负着过去的错误，并不断为之付出代价，本来道德方面的问题改了就好，而硬要记录在案，显然封死了一个人改好的退路，他也只能破罐破摔下去，这从根本上是不符合我们以提高公民道德水平为目标的大方向要求。

第三，所有档案记录都应止于法律规定。尽管我们提倡以德治国，但不能离开以法治国这个基础。对于一个公民的档案记录应当而且必须停留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如果随意记录一个人的什么违德行为是有违法治精神的。因为这个违德很难界定，不仅此地与彼地的标准不一样，就同一件事此时与彼时的看法也可能正好相反，相同情况操作记录的人不同也可能会有大相径庭的结果。如此违德记录不做也罢。因此，如果一定要建立公民诚信档案之类，则可以把公民的违法行为记录在案，仅此而已。

道德需要建设，但建设的路径并不是再次挥舞起道德大棒，让人喘不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