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阻碍新闻媒体依法开展舆论监督者将被问责直至追究法律责任－－即将出台的《昆明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中的这一条款，近期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关注。

有关专家认为，将“文件支持”转为“法律支持”的舆论监督，有利于新闻改革与创新，促进社会健全发展。

破冰之举：舆论监督进入地方法规

２００８年以来，昆明市实行多项措施对舆论监督予以重要支持。例如《昆明市行政效能新闻监督制度》明确“若拒绝、干扰和阻碍监督，以及对新闻监督有关人员打击报复者，将视情节给予问责处理，构成违纪的给予党政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再有《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推动工作落实的决定》中提出“新闻单位要加强对行政执法情况的舆论监督，对有错不纠、拒不接受监督的典型案例，予以公开曝光”等。

今年初，媒体报道昆明松华坝水源保护区内有人大面积毁林开荒，引起了昆明市人民检察院的注意。该院派员介入后发现了个别干部的失职渎职行为，于是进行了查处。

“这只是其中一例。”昆明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滕丽介绍，新闻舆论监督在昆明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查处中一向发挥着重要作用，检察院把新闻报道作为重要线索，派员了解其中是否存在失职渎职、构成犯罪等情况。

７月２１日，《昆明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开始征求意见。该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新闻媒体应当对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及其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的，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问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前，这样的保障不能说没有，但只是理论规定的笼统权力和文件赋予的原则性权力，力度是不够的。”《生活新报》记者温星分析，政府文件中保障舆论监督的条文不时可见，但这是一种小范围、内部的规范，其能否落实带有一定随意性。他说这次昆明市把‘文件支持下的舆论监督’转为‘法律支持下的舆论监督’，这种法规保障顺应了群众对于知情权、监督权被保障的强烈意愿。”

社会进步：迫切需要加强舆论监督

专家认为，昆明市将舆论监督法治化的尝试，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因为社会进步迫切需要加强舆论监督。

“近年来开放的舆论环境促进了多个事件的进展、解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李业顺分析，如虎照事件的水落石出、躲猫猫事件的责任人被追究刑责、“天价烟”的主角周久耕被查处等，说明舆论监督不仅是促使被监督方认清自身问题的一面镜子，也是促使其改进工作的动力。“舆论监督在制衡权力、保障公平、助力发展、预防腐败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但也是一把双刃剑。”李业顺说，“夸大失实的舆论监督会起反面作用。法治化的实质是用法律来保护和规范、制约舆论监督，发挥其积极作用，克服其消极作用。”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主任单晓红说，政府要想更好地为民众服务，就必须恰当地运用公权力，这是关系到国家发展、政党安全、国计民生的大事。“要促进公权力的合理运用，就必须建立公共平台进行监督。舆论监督法治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

在地方媒体工作多年的杨姓记者认为，媒体监督屡遭尴尬的背后是官僚主义的狂妄，用法律保障新闻监督使记者挺直了腰杆；法制日报网载文称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网民“风之末端”则对《条例》表示欢迎：“因为这意味着公民参与防止职务犯罪、监督政府及官员个人行为又多了一个途径。”

地方法规：有待于进一步细化

“风之末端”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如他认为《条例》中“干扰、阻碍新闻媒体依法开展舆论监督的行为”难以定性，官员们拒绝监督总会找到理由，例如“顾全大局”“不太了解”，有时干脆大打太极推手，推来推去。到底哪些行为算得上干扰、阻碍，很难认定，这就会导致相关规定难以落实。

对此记者也有感触。有一次采访某单位，记者前后打了１０多个电话，每个部门都说不归自己管，让联系其他部门，最后记者又被推回第一个接电话的部门，让人哭笑不得。有分析指出，类似的情形在今后，算不算干扰、阻碍？如果问责该问谁？

滕丽表示，《条例》作为一部地方性法规，只对舆论监督进行了原则性和概括性的规定，在相关部门制定贯彻落实《条例》的实施细则中，将会有更进一步的细化措施及程序要求。

李业顺、单晓红等人认为，《条例》实施时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其积极意义十分明显。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更需要保护。这与有关部门信息披露不够充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体现不足等因素有关。《条例》的尝试无疑是一种突破，一方面印证了公权力本身对于舆论监督的重视，另一方面体现了向法治化的积极转变。

在新的形势下，新闻媒体如何履行舆论监督的职责、对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合理的引导、把落脚点放在最终促进工作的改进上，仍是需要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