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生死攸关之际。

１９３４年底，湘江战役，空前悲壮，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８．６万人锐减为３万多人。进入贵州境内，红军面对４０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兵力悬殊为长征以来之最。

这也是命运转折之机。

１９３５年１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后，智取遵义城，中共中央随即召开为期３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中国革命的命运之舟历经曲折后，终于峰回路转、绝地逢生。

遵义会议“绝地逢生”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着遵义儿女不断开拓创新、勇攀高峰，续写新的伟大篇章。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

“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

惨烈一战，并没有让中国革命走出危局，蒋介石布下重兵，等候红军北上。何去何从？从湘南通道到黔北黎平，毛泽东等与“左”倾领导者一路争论。１９３４年末至１９３５年初的３周内，中央连续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放弃去湘西与红２、６军团会合的计划，改道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并确定了西渡乌江的行动方针，并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日至１月６日，红军分别在江界河、回龙场、茶山关三个渡口强渡乌江，随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智取遵义城。

１月１５日至１７日，在遵义老城的一幢二层小楼里，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历时３天的遵义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进行了总结，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４项决定；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权。

会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这次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把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引向胜利。

年逾七旬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原馆长、党史专家费侃如这样评价道：“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其意义极为深远”。

这种转折是基于对真理坚贞不屈的信仰、坚定不移的追求、坚忍不拔的坚持，源于一种务求必胜的信念

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陈列馆二楼，赫然看见一幅放大了的上世纪３０年代遵义城旧照片。在泛黄的照片上，纪念馆副研究员关黔新很快指出了会址所在的位置，“建国至今，遵义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

“这种变化巨大而深刻。”遵义市委书记慕德贵说，１９３５年，遵义城仅有约５万人口，１９４９年也不过６万人，“现在，遵义中心城区的人口已有约８０万，建成区面积也从新中国成立时的４平方公里增加到６０平方公里。”

慕德贵说：“遵义会议前后，红军铸就了‘伟大转折、出奇制胜’的不朽丰碑，从这里，红军走出低谷，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然而，这种转折不是侥幸发生的，是基于对真理坚贞不屈的信仰、坚定不移的追求、坚忍不拔的坚持，源于一种务求必胜的信念。”

党和红军面临极度困难的时候，仍然能够走出困境，迈向胜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向困难低头

２００８年，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侵袭而来。即使偏处西南内陆，遵义同样经受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与考验。

遵义市发改委副主任李琪说，自２００８年９月中旬以来，遵义市部分企业减产限产甚至停产，工业经济形势异常严峻。增速和增加值双降，大部分重点行业生产下滑，大部分重点企业产值减少，大部分重点产品产量下降，产品产销率明显下降，部分企业亏损严重。

危机当头，遵义人并未轻易低头服输。

针对困难局面，遵义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１５条意见，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加快发展的１３条意见，关于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１６条意见，以及关于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的２１条意见。

“应该说，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稳定了人心，增强了信心，增添了活力。”李琪说。

曾担任遵义市市委书记多年，现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傅传耀说：“我在遵义工作超过１０年，遇到过不少困难，但无论任何时候，我对党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思路打不开的时候，我会想，党和红军面临极度困难的时候，仍然能够走出困境，迈向胜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向困难低头。”(据新华社贵阳７月２６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