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和散文都是文学品种之一，孰高孰低或许只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诗歌的好年代已经过去，却大概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各式散文和随笔风行，而诗歌显而易见正日渐式微。愤怒诗人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胜景更只能到回忆中去寻找了。

诗歌式微，但面对繁荣的散文，诗人们并不想就范。他们反抗的方式非常有趣：写散文。

诗人写散文，并非个案和特例，而似乎正在成为风气。我所知道的便有北岛的《青灯》《蓝房子》《午夜之门》，这三本散文集的文章大多写于10年前，但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却都是新鲜的阅读体验；另一位朦胧诗主将舒婷自1998年之后基本就不再写诗，散文集则一本一本地出，《心烟》《秋天的情绪》《今夜你好心情》等计有十多部，但似乎反响有限。而她去年出版的散文集《真水无香》，则给她的散文写作带来了新的荣誉，舒婷还凭此书获得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年度散文家”称号；海峡对岸的老诗人席慕容日前也在内地出版了两本散文集：《蒙文课》和《追寻故里》。一向以情诗见长的她似乎要以散文来延续自己写作的辉煌。

诗人写散文，意图各异。席慕容说：“诗也一直在写，但诗它是找我的，我是被动的；而散文是我去找它的，我是主动的。我现在也还能写情诗，但我更想用散文来寻找自己的位置。”从1989年到2009年这20年，席慕容每年都回内蒙古高原，她的《蒙文课》和《追寻故里》记录的便是这些寻根之旅。而北岛似乎并无席慕容那样的自信和自觉，他坦言：“写散文我是个新手。起初是为了养家糊口，写着写着却发现了另外的意义。写诗久了，和语言的关系会相当紧张，就像琴弦越拧越紧，一断，诗人就疯了。而写散文不同，很放松，尤其是在语言上如闲云野鹤，到哪儿算哪儿，用不着跟自己过不去。当然，那也是一种讲究。我想，写散文的诗人是不大容易疯的。不过疯不疯，自己说不算数。”

的确，写散文的诗人不容易疯。我想这不仅是因为诗人和语言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写散文的诗人会从天上回到世俗，从英雄、救世主回归普通人和写作者。舒婷的《真水无香》把她的生命之源——鼓浪屿写得如此摇曳多姿、至情至性，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因为她生于斯长于斯，因为她对于家乡有着无理由的热爱。这让她书中所有的幽默和感伤、温情和敬意，都是如此动人，而且并不让人觉得琐碎和絮叨。

相比舒婷，北岛的散文充满了漂泊者的叹息和失落，对“诗歌年代”的嘲弄和怀念，“诗人之死，并没为这大地增加或减少什么，虽然他的墓碑有碍观瞻……”（《诗人之死》），“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误会再也不会有了”（《朗诵记》），“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波兰来客》）。类似的文字在他的三本散文集里俯拾即是。但这只是北岛的一面，北岛的另一面却是幽默、隐忍、自嘲、随遇而安，以及不易觉察的对于凡俗生活的宽容、敬意和热爱。在他的文字里充满了北京的俚语和独特年代的政治化语言，让人读后时常忍俊不禁。北岛不仅以极大的敬意写那些和他一样漂泊的诗人，还用充满诗意的目光写乌鸦、猫，写自己最爱的女儿，写家长会，写开车记、搬家记，甚至还有赌博记。这样充满世俗精神的诗人或许更为可亲，我们当然丝毫不用担心他会疯掉。

诗人写散文，未必是诗歌的不幸，但一定是散文之幸。这的确是一个散文、随笔空前繁荣的时代，但那些充斥着廉价虚假情感、种种似是而非哲理的所谓“散文”，正在一步一步地败坏着散文的名声。当此之时，诗人们的散文就像清风拂面。诗人们写散文或许会觉得有点委屈，但那多半是出于诗人的骄傲和虚荣。事实上，有多少诗人都是一手写诗一手写散文俱得风流的。比如余光中，我觉得他的《我的四个假想敌》就足以和他的那些著名诗作比肩，因为它写尽了世间父亲对女儿的深沉情感。这样的文字成为经典是必然的。

伟大的诗人永远都是社会的财富。诗人发疯，既是诗人的不幸，也是社会的悲剧。如果一个社会实在不知如何供奉诗人，就让诗人们多写点散文吧。那样他们至少不容易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