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本报7月6日报道，在北京朝阳区法院、海淀区法院周边，记者遇到了一些“找活儿”的“律师”，不时小声询问过往行人“要律师吗”，并承诺“胜诉收费”等。这些人当中有的并没有律师资格证。他们有的以“律师”自居，欺骗当事人，有的是退休法官、检察官，还有的是对法律一知半解却有着为自己或他人维权经验的“土律师”。

在我国，诉讼可以由律师代理，也可以由律师之外的其他公民代理。这个其他公民，可以是当事人的近亲属，也可以是法院许可的任何人。不同的是，公民代理是公益性的。也就是说，没有律师资格的人也可以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但不能收费，收了费的往往就会被扣上“黑律师”的帽子。

的确，不少“黑律师”在百姓中的口碑不太好，比如，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坑蒙拐骗，缺乏诚信，喜欢夸下“保证胜诉”的海口；有的为了敛财故意挑诉；有的法律常识欠缺，常在法庭上闹笑话……为此，近年来，各地开展了不少治理行动。

但这批人的存在也有着诸多的现实原因。时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利益多元化之下，社会纠纷与矛盾也呈现复杂化趋向。与此同时，我们的法治建设进程逐步推进，法律体系日趋完善，《物权法》、《劳动合同法》等重要法律的出台，为定纷止争提供了更全面的法律依据。然而，法律条文从纸面走进现实，需要一个过程。其中，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即是不可缺少的角色。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尚有240个县没有一名律师，全国登记在册的律师有14.3万人。与潜在的法律服务市场相比，这一数字实在有些“可怜”。此外，律所的经营成本较高，一些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费用较高，甚至按分钟、小时计费，一些当事人消费不起。一边是急需法律服务却并不富裕的众多当事人，一边是数量少、费用高的专业律师，二者之间的严重失衡为“黑律师”的生存开辟了市场。

于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一方面，公众对一些“黑律师”的印象不佳，评价不高，另一方面，有时又离不开他们。因此，对一些“黑律师”的作用不可一概否定。毕竟，他们以较低的收费，使更多人有机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他们承担了大量工伤、劳动争议等正规律师不愿接手的案件代理，为一些弱势群体解了燃眉之急。

而伴随着相关部门一度对“黑律师”问题的治理，业界关于“黑律师”该不该取缔一直存有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公民代理究竟能否收取报酬。在《律师法》修改之前，公民代理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是明文规定。当时，便有人质疑其合法性：第一，公民代理一般基于当事人的委托，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委托他人代办事务，应当支付报酬；第二，法律允许公民代理，等于承认了其属于合法劳动，付出了劳动却不能获得报酬，这似乎是一个悖论。有鉴于此，2008年6月1日开始实行的修订后的《律师法》删除了“公民代理不得牟利”的规定，似乎是为非专业律师提供有偿法律服务打开了一扇窗。现在，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他们没有向当事人谎称自己是“律师”，便不能被称为“黑律师”，而是职业公民代理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职业公民代理人的出现，填补了法律服务市场的空白，维护了一部分渴望获得法律救助的人的权益。在此，我们应该做的，是进一步完善公民代理制度，明确公民代理的主体资格和适用范围，建立公民代理诉讼备案登记制度，强化对其管理和规范等，让公民代理成为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力量，在法治建设中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