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过“医闹”，极少听说过如此激烈的“医闹”——据6月2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数日前，农民杨俊斌因病前往福建南平市第一医院就诊，手术顺利，但术后不久死亡。杨家要求赔钱，院方建议尸检，协商未果，杨家数十人封院门，摆花圈，扣押医生，演化到医患双方群殴，互有人员受伤，甚至防暴警察动用催泪瓦斯，也未能阻止事态恶化。最后市委市政府出面，在院方支付杨家21万元后，杨家撤离。数天后，80多名医生到市政府门前静坐请愿，要求“严惩凶手，打击医闹”。

一场“轰动全国医卫界”的南平“医闹”事件，可谓惊心动魄！

让我们设想：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样的“医闹”事件本不会发生？

其一，如果出现医疗纠纷，有一个双方信赖的专业鉴定机构介入，及时出具鉴定结论，分清责任，大家心平气和，矛盾应该无从产生。可惜到目前为止，能令医患双方放心、满意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在我国不少地方尚未建立。尽管7年前我们就有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该条例已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主体，由原来的卫生行政机关改为后来的医学会，但鉴定的客观性、公正性依然备受质疑。以至于不少患者就认一条：遇到医疗纠纷，请专家鉴定，肯定偏袒医生，于己不利，就得闹，小闹小赔，大闹大赔。

其二，如果各地能有完善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出了纠纷，先有保险公司出面做出一定赔偿，不会让有的患者担心自己除了闹就没别的办法，矛盾也不会激化。这是由第三方来缓冲矛盾的办法，以保险的方式分担个人及医院的医疗风险。可惜，这种在发达国家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在我国许多地方还处于空白。

其三，如果当地警察能及时出手，而不是碍于一方情绪激烈而畏首畏尾，甚至被双方群殴者推来推去，这场“医闹”至少不会演变到失控局面。可惜，当地警察可能对类似事件见怪不怪（报道说，当地“医闹”事件时有发生），也许警察以为吓唬吓唬、劝说劝说，就能平息事端，可这一次他们失策了。

其四，如果绝大多数人能明白医疗技术的效力不是无边的，医院并不能包治百病，医生也不是总能起死回生的神仙，那么，出了医疗纠纷，可能会多几分理智，少几分冲动。这尽管与“医闹”问题并不直接相关，但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基础因素。

设想终归是设想。南平“医闹”事件，一个医患对立的极端“标本”，如同留给全社会的一块伤疤。联想之前，“医院设立派出所”，“警察进驻医院”，类似的新闻一再提醒我们，医患对立在一些地方已到了较为严重的程度，但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设一直推进缓慢。

亡羊补牢远不如未雨绸缪，道理不难理解。社会矛盾的治理，如果不能着眼长远，不能着眼于制度化疏导，而忙于眼前一次次“救火”，以非常态的“强令”措施平息纠纷，结果只能是：眼前的危机躲过去了，但谁也不知道下一场危机何时降临。

话说回来，无论是化解医患纠纷，还是其他社会矛盾，着眼长远，着眼制度建设，往往比临时“救火”更费时费力，甚至还有风险，并不是谁都有决心有勇气去做。这无疑是摆在很多部门面前更沉重的一道考题。如果南平“医闹”事件能加快化解医疗纠纷的制度建设，那么，这场“医闹”可能成为一个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