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18日，北京航天工业集团医院，一颗跳动了近一个世纪的心脏停了下来。这颗心脏属于一位93岁的老人，他叫吴大观。

了解中国航空发动机发展史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的分量。

航空发动机被誉为“工业王冠上的宝石”，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工业发展的最高水平，全世界具有制造航空发动机能力的国家只有5个。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正是有了吴大观，才有了跻身于世界航空发动机俱乐部的可能，他是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记者看到，照片上的吴大观一派老一代科技知识分子形象。满头白发，脸上挂着从容淡定的微笑，这种从容淡定正属于那一代的知识分子。

“我要学航空，不能再挨炸了”

1927年，美国飞行员林白独自驾驶飞机飞越大西洋，从美国纽约到了法国巴黎，成为名扬四海的英雄。

1929年，美国海军中校伯德乘飞机飞越南极。

当时正在江苏扬州中学读书的吴大观得知这些消息，他第一次有了“飞机”的概念。

吴大观自小成绩优异，一直想报考清华大学，“八一三”事变爆发，导致了他清华梦的破灭，转而投考长沙临时大学。

日本侵略者攻占南京，威胁武昌，吴大观又一次成为了流亡学生。最终，他一路颠沛流离赶到了昆明，进入西南联合大学学习。

一路上的辛酸苦楚给吴大观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他们不知道挨了多少次日本飞机的轰炸，路上看到太多被日本飞机炸死的中国人尸体。吴大观原来学习的是机械专业，他拿了成绩单给航空系的主任：“我要学航空，转学到航空系。不能再挨炸了。”

当时的西南联合大学，群星璀璨，一大批爱国教授在艰苦的环境下带领学生努力钻研。这些知识分子影响了吴大观的一生，那种爱国民主的气质深深地融入了吴大观的血液。“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若干年后，吴大观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吴大观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来到了位于贵州穷山沟的大定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开始钻研发动机。虽然他深受重用，被授予中尉军衔，还被选去美国参加培训，但他完全不认同国民党的那一套理念，他认为腐败的国民党根本无法造航空发动机，更没法解救中国。

吴大观回国后到北大工学院担任讲师，此间他不断接近进步人士，结果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此时党的地下组织找到了他，将他一家接到了石家庄。

在石家庄，他遇到了未来新中国主抓国防科技的聂荣臻元帅，聂帅问他：“吴先生是做什么的？”

吴大观回答：“我是干航空发动机的，我看国民党没什么希望，不可能搞飞机、发动机，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去解放区找共产党。”

从此，他坚定地走上了信仰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至死不渝。

“不研制出自己的发动机，死不瞑目”

沈阳、西安、北京。建国后，这三个城市留下了吴大观追求航空发动机事业的深深足迹。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苏两大强国对我国实行封锁，国内连续3年遭受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处于极其困难时期。

为了打破国外的封锁，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了重大战略决策：勒紧裤腰带，加强国防建设，搞自己的武器装备。就在这个时候，沈阳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所诞生，吴大观在这里开始在新中国航空发动机的白纸上描绘蓝图。

“不研制出自己的发动机，死不瞑目！”吴大观说。

吴大观要求所有的科研人员让办公楼灯火通明，每天下班后，要研究所年轻的技术人员坐在办公室里看资料，写心得。

他看到一位年轻的科研员在傍晚的时候打篮球，就叫他过来说：“你是技术尖子，不要打球，快去看资料。”他甚至不想让自己的研究人员做任何家务，他看到技术骨干王智忠在家里洗衣服，便打趣道：“这种事应交给夫人，你应该去看图纸、查资料。”

这些年轻的技术员都理解他，新中国的发动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巨大，患了“心脏病”的军用飞机会受制于人，他心里是真着急。熟知那段历史的人回忆说，吴老当时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没有节假日。

当年一次研讨会传来消息，美国研制出一种新型的发动机，比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发动机转速又提高一倍。“坏了，差距又拉开了。”与会的国内专家倍感压力，吴大观现场就和一位专家打了赌：“搞不出新型发动机，我把脑袋挂在研究所门口。”

吴大观带领着年轻的中国发动机科研队伍不断进行技术攻关，研制了我国第一个喷气发动机型号——喷发1A发动机，主持我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建设，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部航空发动机标准规范的编制……

“这些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1949年，北京刚刚解放，吴大观被组织派去接收位于西单的国民党矿产研究所。此时，他遇到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时任重工业部部长何长工秘书的沈时荃。

沈时荃如今已近90岁，在地质大学的居所里，这位吴大观的老朋友对记者反反复复只说这么一句话：“我这辈子介绍入党的党员里，吴大观是最符合标准条件的。”时过境迁，当一切回忆逐渐模糊起来后，沈时荃的脑海里还留着这样的意念。

吴大观爱国，吴大观热爱发动机，他一生的理念和信仰遇到中国共产党后才找到了归宿，所以他也一辈子爱党，对党的信念从没有间断过，即使遇到了“文革”。

“文革”前夕，吴大观正着手搞世界先进的涡轮风扇发动机，按照当时中国的实际国情，这是缩短与航空大国的一条捷径。“文革”的到来，让那台被命名为“涡扇6”的发动机和吴老一样遭遇了极其悲壮的历程。

“文革”的冲击使得其历尽艰辛，先后“四次上马，四次下马，五次转移试制地点”，虽然最终于1982年基本研制成功。但是科学是无情的，周期拖得太长了，配装的飞机已经被世界淘汰，研制出的“涡扇6”成了废铁。在总结大会上，会议主持者宣布：“我们几代人耗费18年研制的发动机完全失败了。”台下已是哭声一片，一向隐忍的吴大观也不禁潸然泪下。

航空发动机一个型号研究的周期一般要10年左右，眼看中国航空发动机闪现的一点光亮即将消失，他急得吐血。作为从国民党方面过来的知识分子，虽然此时他也迷茫困惑，但从没有动摇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这些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他们不懂科学发展的规律。”

“什么时候拿出你的产品献给党”

在西安西航集团吴大观生前使用的办公室，记者看到一个笔记本静静地躺在桌子上，旁边是技术资料和一把计算尺。笔记本扉页上有一行小字：“什么时候拿出你的产品献给党。”

粉碎“四人帮”后，61岁的吴大观来到西航，参加从英国引进斯贝发动机的工作。在“文革”中饱受摧残的吴大观身患冠心病，左眼失明，但他毫无怨言地立刻投入工作。

他每天6点多到办公室，一直呆到晚上十一二点。眼睛不好，他就拿着放大镜查看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合同资料里的130份有关设计、技术、计算和试验报告等件件过目，一字一句对照英文，一遍又一遍验算公式。在刚到厂的4个月中，他就看了上千份资料，记下了几十万字的笔记。

国内航空发动机领域的资料太少了，他要求所有出国的技术人员都要写资料分析，“否则不给出差补助”。在他的倡导下，工厂建立了科技信息部门，把科技档案、信息和图书资料当作研发发动机的粮食仓库。

目前中国最先进的“太行”发动机在启动以及研制过程中举步维艰，因为中国航空工业长期仿制束缚了人们的头脑，在风险面前一些领导干部不相信中国有自主创新的能力。

1985年底，吴大观联合其他8位航空发动机老科学家上书，痛陈自主研发的深远意义，建议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肯定，从而促进了“太行”的研发成功，使我们的发动机从第二代直接跨越到第三代，成为第三个掌握此技术的国家。

2009年，这位“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的生命进入倒计时。临终前，面对着前来看望他的航空工业领导专家，他抓着他们的手说：“第一句，我一辈子，没有给国家航空发动机事业打下一个好基础，这是我最大的遗憾。第二句，一定要打牢技术基础。第三句，你们一定要讲真话，不要怕！要把真实情况告诉领导。”

如今，这位世纪老人的心终于走完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这颗心包含着奉献、科学，更包含着热爱祖国、忠诚于党。

这是一颗真正的“中国心”。

中国靠这样的人挺起脊梁

本报评论员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纵观吴大观一生，不是高官，没有厚禄，甚至也没能成为院士。但是中国就是靠着大批这样毕生奉献、默默耕耘的人挺起脊梁。

吴大观信念坚定，爱党爱国。作为海外留学归国人员，他报国有成。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树立了航空报国的志向，一生为之奋斗而不动摇。在他报国无门最迷茫的时候，遇到了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让我造成航空发动机”，而且他发现自己“人生只求索取，不求回报”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与党的信念高度契合，从此他信仰共产党，至死不渝。

吴大观作为“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有着强烈的科学精神，坚持自主创新。他遵循科学规律，强调学习。他要求科研人员要注意建立科技档案，资料的分析。他把科技档案当作科技人员的粮食。即使在生命弥留前夕，还在阅读报纸资料。他熟知航空发动机的研究规律，注重抓基础，培养专业人才队伍，并下力气制定了基础的发动机研制标准，坚持“搞出中国自己的航空发动机”。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有些人显得浮躁，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努力工作的人并不少见，但是与吴大观那样“不求做大官，只求做大事”的精神境界比，一些人显然功利性相对强了些。而那种淡定慎独，那种一辈子只为信念而奋斗，不计较任何名利的态度，实在宝贵。

吴大观的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中国正是靠着吴大观这样的人挺起了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