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能培养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就始终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竞争力有限，不容易占有一席之地，更不容易有话语权。所以，培养中国跨国公司应该说是‘走出去’非常重要的步骤。”在6月2日召开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海外并购战略研讨会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表示。

有关专家指出，中国做为全球加工制造中心的地位已毋庸置疑，未来必然会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有远见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势必要适时“走出去”，选择跨国并购的方式，抢占先机，竞争于全球市场，实现飞跃式发展。

但是，跨国收购是极其复杂、极富挑战性的投资活动，尤其是并购后的整合，更是投资风险的集中爆发期，中国企业在这方面已经交了不少学费。

在国际金融危机、海外并购浪潮兴起的新形势下，如何引导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是社会和舆论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办公室主办了这次研讨会。

“走出去”速度加快

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各类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和开展跨国并购，充分发挥大型企业在‘走出去’中的主力军作用。”

中央十年前就提出了“走出去”战略。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海外境外投资也在不断增加，特别是近两年。据统计，2008年年底非金融类投资累计金额大约是1500亿美元，分布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在在海外投资的企业有3万多家。

“总体来看，现阶段的境外投资有四个特点。”国家发改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司长孔令龙介绍说。

一是投资规模增长比较快。“2003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只有28亿美元，2008年是406亿美元，加上去年金融类投资约110多亿美元，5年来平均的增长速度高达70%多。”

二是投资的领域逐步拓宽。“目前，境外投资项目已经从过去的以贸易服务和小型加工为主，逐步发展到农林牧渔、轻纺机械、电子通信、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旅游金融、咨询服务等等，几乎是涉及到各个领域。”

第三，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发展。随着各类经济主体实力的增强，在大型国有企业保持主导地位的同时，民营企业的境外投资快速增长。“去年民营企业投资占限额以上境外投资项目总数已经达到20%，境外投资的主体多元格局已经基本形成。”

第四，投资的方式灵活多样。“2008年，并购类的项目基本上已经占到境外投资总数的30%多，从国家发改委核准的项目来看，并购方式大约占到一半。此外，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大公司联合起来到第三国投资已经有了良好开端。”

从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来看，并购已经成为FDI(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据了解，经过20世纪末第四次并购高潮以后，在2005年开始的第五次并购高潮，全球的并购数额超过9万亿美元。

成思危解释了为什么要通过并购解决问题。据他分析，并购可以给企业发展带来很多好处：可以绕过很多贸易壁垒，可以获取战略性的资源，有利于整合和拓展市场，有利于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也有利于获取知名品牌。

企业通过海外并购掌握了关键技术，也实现了有关行业的跨越发展。2002年以来，大连机床集团、沈阳机床集团先后并购了美国的英格索尔生产系统公司和英格索尔曲轴制造系统公司，还有德国的斯伯曼公司和希斯公司，北京第一机床厂并购了德国科堡公司，对中国机床工业发展起到了跨越性的促进作用。

海外并购存在瓶颈

在中国“走出去”战略呼声一片之时，有关专家也给当前企业海外并购泼了一盆冷水：外汇不放开、贷款银行缺乏、政策促进不升级、文化排斥不融通，中国企业还没有那么幸运能大规模“走出去”。

“‘走出去’，首先是看懂的问题。”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看得懂，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最大的问题。“首先是知识问题，我们是不差钱，但钱可不是资本，资本是能用钱挣钱的知识，是能把企业养活玩活的知识。”

资金障碍是制约企业“走出去”的一个重要问题。业界的共识是，只有完全放开资本管制，海外并购的星星之火方能形成燎原之势。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说：“当前解决企业‘走出去’的一系列困难，首先需要金融体制加速改革。”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迟迟未能下决心放开外汇管制，是出于两个担忧。其一是担心一旦放开外汇自由买卖，将带来境外资本炒汇风险；其二是担心引发中国民间财富流失海外。

我国高额外汇储备与海外投资借款尚未形成良性互动。2008年末，我国资产结构中对外直接投资仅占6%，而储备资产高达67%。日本2007年此数字分别是10%和18%。

国家发改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司长孔令龙表示，融资渠道方式相对单一是我国海外并购的一个突出问题。目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机构仅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这两家银行资本金不足严重制约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企业海外并购所需资金一般要几十亿美元，多则上百亿美元。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基本上没有参与海外并购和海外融资。”孔令龙透露。数字显示，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支持比例中，商业银行不到5%。

而随着企业海外并购增长加快，中国经济威胁、资源掠夺等国际舆论的非经济因素正影响着海外并购的成败。

“文化政治因素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难关。”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强调。并购后文化的融合也至关重要，例如海尔收购美国美泰克时，管理层遇到的最大问题是非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

北京第一机床厂2005年并购德国百年品牌科堡集团时，也曾遇到同样问题。其并购完成后，德国媒体刊登大版面负面报道，并引用科堡老员工的话说：“对于北一这个母亲来说，科堡这个孩子太大了。”北一最终决定不辞退科堡老员工，避免公司内部躁动，并用反映北京城市现代化程度的宣传片打消媒体质疑，赢得德国媒体随后的正面报道。

成思危还指出：企业对海外资信掌握不够、可行性研究和分析不全面，导致并购后发现“上当”的情况很多。

此外，国际化专业人才、中介机构的缺乏，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孔令龙表示：“由于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起步也晚，整个全球化经营也是近几年才展开的，熟悉国际化规则、相应的法律财务知识的人才，具备国际化经营管理能力的人才缺乏，限制了企业海外并购的能力。同时，中介服务体系不成熟，现在大部分企业海外并购还是依赖洋中介，都是国外投行在做。”

如何更好地“走出去”

那么，中国企业如何能更好地走出去？专家学者们纷纷建言献策。

商务部日前出台《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将企业海外投资审批核准权利下放到地方。成思危建议，当前应出台一部促进“走出去”的国家性法律，将促进境外投资提高到立法高度。他指出，此举“非常必要”。

成思危表示：“政府应参与到并购初期的可行性研究环节，可行性研究是海外并购最难的环节。”他指出，应建立境外投资促进中心，支持企业做初期工作的调研基金由企业和政府共同分担。若并购成功可归还政府出资部分，失败则国家也承担部分损失。以此分摊风险。

他还认为，境外投资应逐步由审批制转向核准制，最终转向以咨询服务为主的登记制或备案制。

尽管魏杰教授的两个担忧很难在短期内打消，但国家发改委官员绕过此症结提出，中间性、渐进性的改革“这个可以有”。

国家发改委体制改革综合司司长孔泾源表示，可以把稀缺的外汇资产设立外债市场，中国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在内都在国内的海外基地购买品牌、购买资源能源。通过这种方式找回货币政策的资本权。

而作为取得了初步成功的先行者，北京第一机床厂厂长崔志成给了想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一个简单的忠告：“尊重常识，放平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