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4岁多的小孩看到有人在公共场所吸烟，好奇地问妈妈，烟是不是可以少吸一点点？妈妈惊讶地问，是谁这样告诉你的？小孩说，自己想到的。他带着几分疑惑说：妈妈总说吸烟有害健康，可为什么很多人都在吸烟？我就想，烟能吸一点点。

小孩从社会观察中获得的吸烟认知令这位妈妈体会到：远非大人教导小孩“什么有害什么有益”就够了，别以为孩子小，什么也不懂，他有自己的眼睛和头脑，大人的任何不良言行都有可能影响孩子的认知和成长。

即将到来的5月31日，是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第22个世界无烟日。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到2020年，全世界的烟民人数将由目前的12亿上升到16亿，因吸烟致死的人数将会由目前的每年500万人上升到1000万人。吸烟将成为人类最大的杀手。

就在世界无烟日前夕，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在公开场合严厉批评了“公款吸烟”现象，并建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察部禁止公款消费烟草制品，杜绝因烟草消费滋生的腐败现象。中国控烟协会强烈呼吁：各政府部门和各企事业单位严格禁止公款消费烟草制品，禁止公款报销卷烟费用，做带头控烟的表率；各级审计部门要加强审计和监督，一经发现，严格查处。

推进全民控烟，如果不先戒掉公款烟，那是笑谈。

公款吸烟由来已久，几成常态。杜绝这一现象，首先就要弄清楚一个问题：谁在给公款吸烟“点火”？

从有的地方曝光的“抽烟文件”，到有的地方上演的“百官倡烟”，一些产烟大县为了一地的经济数字，税库充盈，居然摊派烟草指标，明确规定公务接待的用烟量，成为公款吸烟的助燃器。比如，湖北省公安县今年3月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规定了该县各单位2009年度公务用烟指导性计划，各单位必须完成2.3万条香烟的采购指标。依此计划，全县一年要抽掉近400万元才能完成任务。但凡有烟草企业的地方，烟草企业都是地方政府的“心肝宝贝”，如果说，几年前，烟草摊派在有的地方还处于“潜伏”状态，现在则借口“保增长、促内需”，堂而皇之地写进了“红头文件”。

其实，“公款”本身就是吸烟的最佳点火手。道理其实很浅显。“吸烟”和“公款”互为依存、互相促进，因为是公款报销，于是吸公款烟者越来越多，标准也越来越高。由此派生出的便是一种“官场烟文化”：处级干部用什么烟招待、厅级干部用什么烟招待，在某些地方已经形成一套潜规则。南京周久耕“天价香烟”事件的曝光，将公款消费烟草升级问题浮出水面。

社会上不是流行“抽烟基本靠送”的民谚吗？还有老百姓经常笑谈的“吸烟的不买，买烟的不吸”现象。长久以来，把烟草当疏通关节的礼品，这种规则深深地影响着社会。或许，一些官员迷上烟草，就是从抽“公款烟”、“礼品烟”、“人情烟”开始的。

其实，国家有关部门从来也没有出台同意公款吸烟的相关条文，倒是禁止公款吸烟，可谓三令五申，却不见成效。有关部门早有明文规定：“会议期间不得组织游览及与会议无关的参观活动，不得招待烟、酒、糖、果等，不得宴请与会人员和发放任何物品、纪念品”；在这“禁”那“禁”中，早已将包括“三公消费”的腐败治理说破了嘴，连公务接待要限制在几菜几汤都以正式文件规范过。但这些禁令在一些地方一些官员身上却是令不能行，禁不能止。

由此看来，对于长期浸染在公款吸烟环境下的一些官员来说，这些禁令恐怕还是过于简单了点。试问：现在有几个官员、干部会把“公款吸烟”当回事？除了遭网络曝光的“周局长”，有几个抽天价香烟的官员丢了官职？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几位政协委员呼吁尽快制订《禁止公款消费烟草制品的规定》。这些具体建议包括：在政府机关的所有公共场所，实现百分之百的禁烟；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均不得以任何名义花费公款购买烟草制品，否则以贪污罪论处；国家公务人员不得接受烟草馈赠，否则以受贿罪论处，赠送者以行贿罪论处。

不知此举能否掐灭公款烟的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