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来华做访问演讲，在卷起一片追捧之余，我发现这次中国人似乎颇想与之争论具体问题。无论是贸易顺差还是汇率，中国声音都未示弱，这和之前一些大牌经济学明星来华的场面略有差别。看来，中国经济在这轮全球金融风暴中的强势表现，多少增强了一些国内企业和学者的信心。

从理论上看，北美经济依然认为自己可以在两年左右时间内恢复正常，但他们眼下拿不出任何可以作证的数字，无论是消费还是就业，都可以用萧条来形容。

但我觉得，就经济实力和发挥经济实力的体制能力而言，在全球市场，综合考虑企业的经验和实力，平衡市场的力量来自发展中国家，但决定性力量依然在发达市场手里。如果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双方都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

这大概也是中国学者与克鲁格曼争论的源头，双方都过高地估计对方，同时也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克鲁格曼认同中国的发展，但他骨子里却希望美国出来收拾全球残局，而中国学者则觉得，这一次轮到了中国头上。

这就如同当菲亚特与克莱斯勒结成联盟，并且要收购通用品牌或股份的时候，这个北美市场的外来者搅活了当地的浑水，使之开始流动并创造需求，但它依然要依靠当地的销售潜力以及在北美的现有生产能力和管理能力。

同样的例子在中国汽车市场更为明显，平衡市场的力量来自小型制造商，但决定性力量却在大型国有集团手里。

寻找行业的平衡位置对于企业制定战略来说至关重要，企业在任何发展阶段都会处于行业的一个相对固定的产业链环节和定位，它必须知道自己在上下游客户中的重要性，这样才可以更好发挥自己的能量。一些小企业，如果总是一味认为自己可以趁机崛起并引领世界，那么它很快就会遇到资源不够用的局面，随后很快落后。

我可以从金融行业做个比喻。在金融交易市场中，特别是期权、期货以及衍生金融产品的市场，交易者类型之中有一类叫做Market Maker（做市者），他们一般会选择与市场相反的交易，风险大，但利润也极高。这些人资金并不多，通过交易保证金的杠杆作用，他们用不多的资金拉动市场流动性，使得大家都可以继续交易下去。而这种反向交易，随着金融市场工具的层出不穷，其风险很多时候也是可控的。

把这个思路延伸到中国领先的低成本制造的众多行业中。这次产业调整的确会给本土企业带来机会。未来厂家更看重低成本，它实现低成本的手段需要创新，必须有新的模式出现。这对跨国公司来说是个挑战，同时也是本土企业的新机会。等于是回到中国人最擅长的成本竞争上。这些波动带给本土主机厂的赶超机会是很好的。

但一个相应的问题是，一些政策比如汽车下乡以及鼓励小排量车的政策，可能会导致国内汽车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厂家的产量并未下滑，但总体产品价值会下滑，相应的，利润空间也会受到挤压。未来能否取得更好的收入，很难判断。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过去中国在全球产业平衡中的作用是低成本供应，而现在，当全球发生变化，中国也发生变化之后，这种产业平衡需要重新调整。

如果我们还是抱着温州模式、广东奇迹以及高速发展（超过200%的不正常速度）来作为中国力量的源头的话，那我估计，很快中国企业就会从自己认为的“中国可以说不”变成国外认为的“中国可以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