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的建筑、藏品，样样都是艺术珍品、是国宝。而保护、研究这些国宝的又是些什么人呢？

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40多个寒暑里，一个人从健壮的小伙子变成了鬓发斑白的花甲老人，他将自己毕生的聪明才智、心血汗水都奉献给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修复事业，这个人就是故宫专业修复人员刘玉先生。

1960年故宫成立了摹画室。负责书法篆刻的金禹民先生是享誉印坛的名家。但由于金先生身体不好，经过考评，院长吴仲超和古文字专家罗福颐选中了刘玉当接班人。之后，刘玉正式拜金禹民先生为师，学习书法篆刻，为故宫书画藏品复制印章。

金先生是印坛“南陈北金”之“金”，他的各种书体“俱称拔萃，尤以小篆著称”(启功先生语)，又擅长制砚、制纽、刻碑、刻竹等技艺。有高水平、多才多艺的名师引路，又有故宫这得天独厚的环境培育，刘玉又开始了以复制印章为主的文物复制工作。至今摹画室专门复制印章也只有刘玉1人。

刘玉为了更好地学习书法篆刻艺术，他把有限的业余时间也用来临帖、习字、刻章、读书。身处故宫，刘玉可以时常去绘画馆观摩历代大师的杰作；复制时，故宫藏品，国宝级的书画藏品就在他们摹画室中做样品。几十年，除了复制，他自身在书法篆刻这门专业上也成绩斐然，他的书法以篆书、隶书见长；多年来，刘玉研读、临摹这些碑拓不知多少遍，仅《石鼓文》，他就习临了上百遍。因买不到邓石如、吴昌硕的印集，他从图书馆借了邓石如的部分印集、吴昌硕的《缶庐印存》，把书上的印样一方一方勾摹好后，装订成册，学习使用，至今保存。清末石印的《篆法探源》、民国版的《篆刻针度》使他习篆、摹印有了一些理论基础；一部影印的《说文解字》是他常备的工具书。《书法大字典》、《四体字典》《汉铜印丛》和许多碑拓、字帖都常年置于案头、手边，随时翻查使用。

一幅古书画上的印章，少的十几方，多的几十方、甚至上百方。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摹画室复制了上百幅古书画藏品:如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王珣的《伯远帖》；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韩滉的《五牛图》；五代顾闵中《韩熙载夜宴图》、杨凝式的《夏热帖》；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元代赵孟頫的《人骑图》，明代文徵明《湘君湘夫人图》、唐寅的《王蜀宫伎图》，清石涛的《菊石图》等等。这些藏品印章都是刘玉一人复制的。

印章形状，常见的是正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随形的也不少:三角形、葫芦形，各种肖形印等。印章尺寸大的16.7厘米见方，如《皇帝之宝》；小的不足1厘米见方，如一粒黄豆大的“华喦”印。印章颜色深浅不尽相同。复制印章时，一律以原尺寸，原颜色为准。没有现成的材料，全需要复制印章的人自己备料(木质、石质)，更没有拿来就能用的印泥颜色，必须自己调配。刘玉经过多年的反复研究试验，终于将故宫中存藏百年以上像石头块儿似的印泥，复原调制成可用的印泥。

一幅古书画的复制，需要数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以原作品为准，不能有丝毫差错。验收标准是“复制品”与藏品原件要“形神俱似”、“可以乱真”。验收的人都是故宫里学识渊博的老专家、老前辈，如徐邦达、刘九庵等人。治印难题多多，盖印更要小心翼翼。盖印之前，刘玉都是将临摹用纸找来，在上面反复试盖，与原印章多次对照，直到颜色与原藏品印章完全相同了，手劲的虚实轻重试好了，才能正式盖印。盖印是个非常耗精费神的活。盖印时，精神必须高度集中，心无一丝杂念、目不旁视。每一方章盖下去，必须准确无误，与书画藏品上的印章绝对相同。稍有不慎，摹画工序人员的心血就全白费了。如老专家冯仲莲女士临摹一幅《清明上河图》，前后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刘玉几十年练就了高超的盖印技能，从未出过差错。

复制《皇帝之宝》宝玺整体的标准是“形神俱似”、“可以乱真”，刘玉每日对照原宝玺，精心观察揣摩、比较对照，冥思苦想，绞尽脑汁。他自制工具，利用特殊的方法操作，一个月的时间，制成了《皇帝之宝》宝玺整体一件。复制的《皇帝之宝》宝玺与原宝玺相比:尺寸丝毫不差；盘龙纽和满汉文篆字以及整体颜色光泽无处不同。这个复制的《皇帝之宝》宝玺，早已被故宫收藏。1973年春天，刘玉用一块普通的石章料为陈毅元帅以铁线文篆刻了一方“陈毅仲弘收藏书画”印章。他还给叶飞将军等人刻过章；给著名学者、文物鉴定专家朱家溍、史树青，书法家刘炳森等人治过印；还曾为卢嘉锡、罗工柳、陈省身、廖静文等人以及港台同胞和外国友人治印。1980年以来，故宫参观纪念用章、鉴定监制用章、版藏印章大多出自刘玉之手。

40年以来，刘玉还经常翻阅《古文观止》，记背唐诗宋词、浏览文史知识，对照复制的书画藏品熟悉了中国书法史、绘画史，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读书和他的复制专业是相辅相成的。至今仍是读书、挥毫。书法篆刻已不仅是他的工作，更是他的乐趣，研习古书画、古篆刻已成为他生命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刘景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