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兰州市救助管理站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从不幸的家庭或陌生的城市来到这里，虽然他们曾经惶恐、曾经茫然，但工作人员的关爱和家的温馨让他们曾经受伤的心感到温暖，他们将从这里再次踏上回家的路。

两次走进救助站

青海省民和县绿草乡，这是一个小男孩记忆里熟悉的家乡。

这个应该在小学读书的孩子，除了有着天生的机敏和同龄孩子的天真，还有一个孩童因过早流浪街头而难以抹去的记忆。

“从我们家坐上去县城的拖拉机，再坐长途汽车到兰州！”因为打工的父亲曾经带他去过阿干镇，对跨省离家的线路，他显得十分熟悉。“坐长途汽车，我们农村的孩子不买票，我紧紧跟着一个上车的大人，就能顺利坐上车了!”他揣摩司乘人员的想法，“他们以为我是大人带着的孩子，不会说啥。”

这是他第二次到救助站了，两三个月前，他乘坐青海民和县发往兰州的长途车，到了西关什字。夜幕降临，肚子饥饿难忍，他路过一个舞吧看到门口站着两个保安，“里面还有一个，我就想跑，我怕他们把我送到救助站，再送我回家。”

两位保安和蔼地询问他，并给他买了一个烤饼，一个没有吃饱，保安又给买了两个，“三个烤饼我都吃完了。”天黑了，没有去处，最后被送到了兰州市救助站。

“都一样的，那会儿就像饿疯了！”来自定西安定区的小东凑过来说。

“我到了火车站，身上只有3元钱，饿得不行了，就买了一瓶饮料！”两周前，小东从定西到兰州的那晚，蜷缩在火车站二楼的窗户下过了一夜。

“小不点”歪着小脑袋，一副很老练的样子，“你要(饭)，谁给你给啊！人家城里人才不给你呢！”第一次流浪，“肚子最饿的时候，我偷了4个香蕉，8个葡萄！”他自己说，在兰州流浪就偷过那一次，怕被抓住挨打。

两个年龄相仿的小男孩，讲述着各自的“冒险经历”。

“兰州不好混！”小东插了一句。

出乎笔者意料的是，像“小不点”这样的孩子他们并不愿意待在救助站。“叔叔阿姨都很好，他们很喜欢我！可是我怕他们送我回家！”

接着，他的语气激烈，“我都快疯了！待在这儿快憋死了！”

当天晚些时候，被救助的两名新疆孩子在救助站工作人员的护送下踏上了归途。

想家但不愿意回家

孩子自有孩子的世界，在这样一个特殊环境里，从心灵深处涌动的暖意，会因为一个小小的细节而被触动。

上午，小洁脸上还堆着想家的忧愁，到了下午，她的朴实和亲切立马把几个孩子吸引到了自己的身边。

在一本印着“语文、数学”字样的课本扉页上，小洁写下了一行字，“我爱你——我的家！”上面还有一句英文，来自张掖的小强问，“这是什么意思？”“我爱你！”小洁说。小强笑着说，“以前我也听过这句英语，现在才明白了！”

“小不点”不甘“示弱”，拿过书，指着书本底页上面的两幅“涂鸦”说，“看！叔叔，这是我画的。”一只蜗牛般的虫子；一个躺着的乞讨老人，身边竖着一根钩状的杆子。“古代人要饭，茶楼上的人就用钩子把饭送下来！”尽管“小不点”津津有味地解释着他那不知从何而来的“知识”，但传递出的信息是：流浪乞讨已经深深刻在了这个孩子的心里。

书本是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课本，这里一直有两名老师给孩子们上课。管理人员说，最近几天，两名老师被临时抽到局里(市民政局)了，工作完了继续上课。“老师给我们上过一次消防知识课，很有意思！”“小不点”说。

在“小不点”两次到救助站的经历中，他和小洁姐姐说话最多，“我喜欢姐姐，要是我有这样一个姐姐多好！”旁边的小洁听见后，羞涩一笑。

气氛似乎在一点一点地热烈起来，小东拿过一本中国地图册，几个人围在一起寻找各自的家乡。

“我家就在这里！”小东指着地图上的定西乐呵呵地笑了。“宝鸡。”“张掖。”小洁和小强都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家乡，他们面色兴奋，声音脆亮。

一直不在这个“小圈”里说话的黄锋这时也插了一句，“我特别想回家。”

今年17岁的黄锋，是玉门某中学初二学生，被一个同学骗到河南陷入传销魔窟，晚上一个人偷着跑了出来，由于和家人联系不上，通过打工挣钱才买车票到了兰州，当时身上只有200元，但转车时发现其中一张是假钞，“车票106元，我没有办法了，跟警察打听救助站！”学业耽误了，他希望早点回家能上职业技校。

宁夏西吉的张川也是被人骗到兰州打工，自己逃出来被民警送到救助站，他还在上学，“回去晚了，功课就赶不上了。”张川回家的心情更加迫切。

对他们来说，到救助站是幸运的，因为偶然原因，生活一时无着，但他们很快会回到温暖的家。

但“小不点”、小东、小强、“小胖”他们有着各自的想法。

“我爸妈离婚了，后妈经常打我！”“小不点”描述后妈用“细细的皮条”抽他的屁股，“很疼！”

来到救助站，“小不点”少了流浪之苦，叔叔阿姨的关爱让他感觉很温暖，可他说，“我死也不回家！”他对亲生父亲、对家，没有表露出丝毫的想念。

小强15岁，6岁时父亲去世，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母亲”。他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但爷爷奶奶管不了他，从2003年他就开始流浪，先后在上海、天水和西安救助站得到救助后被送回家。他不想回家，“爷爷奶奶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我是他们的累赘！”小强盼望着自己长到18岁，可以投奔云南的姨娘，“他们在那里淘金子，我想学开淘金车，挣钱养活自己，也报答爷爷奶奶！”

顽皮的小东不爱学习，“不听话”，经常被父母殴打。这个身体健壮的男孩，此时说话声音低沉。他很矛盾，想家，“但不想回去”。

类似“小不点”的流浪孩子，他们的心灵或多或少因为家庭因素受到伤害。对家，他们是冷淡的，他们享受不到同龄孩子的亲情快乐。

该站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副主任杨天祥显得担心而无奈。“按照规定，救助站只是短期临时性地救助，时间不能超过10天，但一些父母离异、或服刑以及残障被遗弃的孩子，我们很难也不忍心将他们送回家中，只能让他们多待一段时间。”

难以改变的成长环境

天气逐渐转暖。近期，兰州市救助管理站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几乎每天有孩子被送走，也有孩子被送进来，或被从外省接回。

值班室交接记录本显示，这里每天有10名左右的流浪孩子，“最多的一天集中了十七八个。”宋文丽说，“男女宿舍只有两间，床位一下子紧张起来，这几天少些了。”

3月18日，当天一大早的工作，节奏就有些紧张。

前一天值班的梁雅林和宋文丽7时30分交完班，顾不上回家看看就忙着准备赶9时许的火车送张川去银川救助站。

上午9时30分，接替值班的颜建兰在不停地打电话，联系孩子的家长。两个多小时前，他和另外两名同事从广州救助站接回2名积石山县打工流浪的孩子，一个16岁，一个14岁，他们没有特殊的家庭背景，这让颜建兰很欣慰。

在救助站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工作数年，颜建兰非常同情那些家庭离异、有智障被遗弃或走失的流浪孩子。“‘小不点’年前被公安人员送到救助站，两三个月内，这已经是第二次被送到救助站，但像这样的孩子，父母离异，家庭监护存在问题，社会又不接纳，这就是这个群体的生存环境。”

颜建兰回忆，兰州市救助站每年接受救助的流浪未成年人在600人次左右，“大约40%的孩子家庭有问题。”

2003年8月1日，随着孙志刚事件的发生，中国延续了50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彻底废弃。过去强制性、有偿收容遣送成为历史。而采取自愿和无偿救助的原则，尤其对流浪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救助的确是一片人性与关爱并重的庇荫。但新的救助体制下，仍然不能解决“问题”家庭流浪孩子的最终归宿。

从家庭到社会，“一些孩子的成长环境很难改变，造成孩子偏激、排斥的性格，如不及时纠正，又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颜建兰皱着眉头，该中心不少工作人员和他有一样的感触。

有关专家认为，流浪未成年人因其基本生活、人身安全、卫生医疗、义务教育等失去保障，其正常生存发展过程被阻断，易形成心理畸变，形成反社会人格，给城市管理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天上午，张川被送走后，“小不点”一个劲地问小洁：“姐姐也走吗？”

茫然间，12岁的小男孩眼含泪花。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