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下乡知青、一个曾经的军人、一个辞官下海的商人，到投资3.5亿元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樊建川通过他长达26年锲而不舍的收藏和积累，为我们的民族以及我们的后人，保存了一份民间对于历史的记忆。他以一个普通人对于民族的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做出了一件非凡的事情。

始于童年的爱好

1957年出生于四川宜宾的樊建川，“收藏”从小就是他生命中具有特殊位置的爱好。他的第一件收藏品，是他五岁时在幼儿园的一张成绩单。樊建川说，这张成绩单诱发了他对收藏的爱好。樊建川9岁开始了“文革”。樊建川将传单、红卫兵袖章、毛主席像章等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收藏起来。到后来，这些收藏品多达8吨重，仅“文革”期间的报纸就有上百万张。

1975年8月，高中毕业的樊建川开始了他的知青生涯。1976年底，樊建川当了兵。

迟到的高考

就在樊建川过着他的军旅生涯的时候，一天，对他非常赏识的教导员对他说：“小樊，时代在变，今后没有上过大学的，不光是在社会上生存不下去，就算是在军队，如果不经过正规院校培养，要想继续发展也有问题。”

教导员的话打破了樊建川内心的平静，樊建川迅速作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参加当年的高考！部队很快就批准了他的申请。

樊建川在这20多天里，没有脱过衣服睡觉，白天他照常做连队的工作，晚上就分秒必争地复习功课，实在太累了才稍微打个盹。

两个月后，樊建川收到了分别来自地方和部队院校的两份录取通知书，他最后决定去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

两年后，樊建川从西安政治学院毕业，他选择了地处重庆的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这一年，24岁的樊建川成为一名排级干部，他的人生又揭开了新的一章。

在经济改革大潮中研究经济

来到第三军医大学，这个聪明而且勤奋的人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报到两个月后，樊建川就走上了讲台，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

在教书之余，樊建川用了大量时间进行社会调查，重庆大中型国有企业都是他调查的重点。许多发生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鲜活案例被他结合进了教案，原本沉闷乏味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居然受到了学生的追捧。樊建川的才华迅速显露出来，他成了教学和研究的骨干。

1988年，樊建川结束了他七年的教书生涯，他的军人生涯也同时画上了句号，他回到了故乡宜宾。

80年代初的一个深秋，樊建川经过一个工地，无意中看见工人们挖出了一个蒋介石的铜像，并用工具敲砸。樊建川用废铜的价格，将这个被砸了一个裂口的铜像买了下来。由此，樊建川搜集到的“反面教材”的抗战文物越来越多。

从收藏文物到关注历史，樊建川完成了一次飞跃。他收藏的范围从“文革”扩大到了民国，收藏在他生命中逐渐成为一种事业。

从常务副市长到成功商人

转业后，樊建川成为宜宾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名办事员。他觉得，政策研究室可以了解宜宾全局的工作，可以继续去做自己擅长的调查研究。

在两三年里，樊建川跑遍了宜宾农村，他写的调查报告不断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这位笔杆子很快得到了时任宜宾市市委书记孙文启的青睐。1992年，这位深受书记赏识的秘书成为宜宾市最年轻的常务副市长。不到一年，组织部门找樊建川谈话，准备提拔他当市长。

可就在这次谈话之后，樊建川却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此时，樊建川的收藏已经蔚为可观，但他每月200多元的工资收入却难以支撑他的收藏嗜好。那时樊建川35岁，正年富力强，突然，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从他脑海划过：辞职下海。

离开官场的樊建川来到了成都。樊建川选择成都的原因很简单，成都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收藏品集散城市之一，而且，樊建川在成都有很多搞收藏的朋友。

之后，樊建川找到了下海后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港资房地产公司当办公室主任。

到1993年年底，他已经积累起了十几万元的资本，他与几个朋友一起凑了100万元，注册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经过数年的成败起落，到2000年下半年，樊建川的公司已经跻身于四川省房地产公司十强。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

在做生意之余，樊建川仍然去逛文物市场。这时，他的经济实力已足以支撑起他日益增长的收藏嗜好，他的收藏规模迅速膨胀，收藏的范围也越来越宽，一个世纪以来与中国历史有关的文物都进入了他的视野。

为了搜集抗战文物，樊建川多次前往日本，集中收购日本人称之为“二战品”的文物。

樊建川收藏的抗战文物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2000年8月，樊建川将他多年收藏的抗战文物写成一本书《一个人的抗战》，在书的封底，樊建川写下了这样一行文字：“我常常想，一个国家的光荣，可以让13亿人中每一个人去分享；而国耻，同样需要每一个人都承担!”

一个平凡的人干了一件非凡的事情

2001年4月21日，四川省博物馆“樊建川抗日文物收藏展”在这里正式开展，他收藏的数万件抗战文物终于走出尘封已久的历史，展示在人们眼前。

2001年9月18日，在“九一八”事变70周年之际，樊建川收藏的抗战文物赴香港展出，顿时引起轰动。

2002年4月，樊建川在北京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了抗战文物收藏展。此时，樊建川收藏的抗战文物已有上万件。他想建一个跟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一样的民间抗战博物馆!

2003年年初，一次意外的机遇使四川大邑县的安仁镇进入了樊建川的视野。这个地方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但在这里可以以很便宜的价格得到他想要的500亩土地，这样就有足够的空间将他的博物馆群逐一完成。樊建川迅速作出了决定：投资2亿元，集中建设一个占地500亩的中国最大的博物馆聚落。

樊建川的博物馆梦开始成为现实。

在博物馆开始兴建时，樊建川就把开馆之日定在了200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

这一天，樊建川26年来搜集到的上万件抗战文物中的精品与参观者见面，其中有14件为国家一级文物。

在做博物馆规划时，樊建川发明了“聚落”这个词，按照他的设想，占地500亩的博物馆群，将由抗战、“文革”、民俗3个大系、25个展馆组成。樊建川想得更远，他想把1900年以来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分门别类地建成博物馆。他还考虑增设一个华夏名人系列，把中国百年历史中的著名华人都收藏到他的博物馆中。

但是，樊建川的梦想相对他的实力显然过于庞大了。尽管资金吃紧，樊建川对博物馆的质量却非常讲究。每个馆他都请最好的设计师设计。

建川博物馆聚落的“抗俘馆”是目前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专门为战争中的俘虏建造的博物馆。如今，由程泰宁院士设计的抗俘馆，已经获得中国建筑设计界的最高荣誉奖——“梁思成建筑奖”。

樊建川还把从日本搜集到的老画册翻译整理，编成一本书，取名《抗俘——中国抗日战俘写真》。2006年7月5日，在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了首发仪式，这本“献给为国流血牺牲的抗俘同胞”的书，因其独特的视角被学界评价为“填补了抗战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2006年，以色列驻华大使来到建川博物馆，当他看到馆内如此众多的抗战文物竟然出自一个民营企业家的收藏时，感慨万端。临别，他写下了这样一句留言：“一个平凡的人干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他留下了一个民族的记忆。”

与时代同行

曾经有人质疑，樊建川这样做的目的何在？樊建川说：“我只想对这个民族有所交代。”从筹建博物馆开始到2006年，这位精于计算的投资者和房地产商已经在博物馆项目上投入了3.5亿元，但是直到今天，他规划的抗战系列、民俗系列、红色年代系列3大系列，25个分馆还有许多尚未完工。包括维持博物馆的运作和生存，所有资金全靠樊建川的房地产公司的赢利来维持。

2008年5月12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地震袭击了四川汶川。在余震频仍的时候，樊建川就带领建川博物馆工作人员组成的两支队伍奔赴抗震第一线汶川县映秀镇和都江堰地区收集文物。

樊建川决定，增资2500万元建设一个新的地震博物馆，将在2009年地震发生一周年的时候对外正式开放。

200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一年，樊建川建成了他的第11个博物馆——改革开放博物馆。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樊建川正在筹建一个以新中国60年的民间记忆为主题的新馆，他希望建川博物馆能够与时代同行。

(李摘自3月14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