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广州日报》报道，3月11日，全国政协委员冯世良在两会上提出《关于旅游景区下调票价的提案》，他认为，目前一张百元门票相当于城市居民月均可支配收入的9%，而国外一般在1%以下，“高得离谱的国内旅游景区票价影响国家拉动内需的初衷”。

当委员们大声疾呼降价之际，一些景区却人流如织。这不仅因为国内人口众多，而且因为有相当数量的公款旅游群体。放眼一些著名景区，随处可见那些西装笔挺的旅游团队，“不差钱”的他们决不会因区区门票而停下“考察”的步伐。笔者有一个朋友负责其所在部门的接待工作，而当地恰好有一个国家4A级景区。朋友曾不止一次抱怨，去景区游览简直是折磨，一年不知要去多少次。一个部门的一个接待人员尚且如此，更大范围的呢？公务旅游者丢下了一种市场繁荣、形势大好的假象，从而为门票的继续上涨提供数据支持。

此外，还有“权力门票”的身影。3年前，河北省雾灵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一语曝出潜规则——“每年要送出3万多张得罪不起、拉不下脸的‘关系票’，近300万元门票收入打了水漂”。这样的“权力门票”只是冰山一角。在某些地方政府看来，景区的价值不在于展示公共属性而在于创造经济效益。于是，景区一方面对外扮演着“摇钱树”的角色，另一方面对内充当着政府部门的“后花园”。自感利益受损的景区不可避免地要抬高价格，以“堤内损失堤外补”，将高成本转嫁给了游客。

经历如此切分，真正留给普通游客的“蛋糕”能有多少？奇货可居又怎能不价格惊人？

更重要的是，无论“权力门票”还是“公款出游”，实际上都是以权力之手慷公众之慨，也就是说，虽然一些普通游客因景区门票过高而选择呆在家里，仍要为繁荣的旅游经济额外作出贡献。这公平吗？

景区门票价格畸高只是表象，掩盖其下的是权力通吃的特权意识。因此，只有先祛除权力的魅影，景区才能真正以公共资源的面貌展现在公众面前，其收费价格也才能回归合理，被公众认可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