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新年伊始，读的第一本书，是辽宁教育出版社新出的齐如山所著《京剧之变迁》。

当年的“四大名旦”，身边皆有捧角的“党”，如罗瘿公之于程砚秋、陈墨香之于荀慧生、金菊隐之于尚小云一样，齐如山是“梅党”的中坚人物。据作者本人回忆，庚子（1900年）事变之后，他曾两次出国游历，其间特别留意了解欧美各国的戏剧演进与剧场组织。1913年回国后，即在北京“正乐育化会”为艺人演讲，极力主张改进中国戏曲。他与梅兰芳是通过300多封书信往来而订交的，除扶持“梅派”艺术之外，齐氏本人也成为创见最多、著作最丰的一代戏剧理论大家。这本《京剧之变迁》，即是他的早期著作，于1927年出版，当时书名为《中国戏之变迁》。所以，这本书也是80年前的旧著重印。不过，在人数最多的“梅党”文人里面，也是参差不齐、良莠不一的。以这本书所保留的两篇序言来说，两个写序的作者，人生的结局都不是那么光彩。

且说第一篇序言。作者为赵尊岳（1895－1965），字叔雍，江苏武进人。其父赵凤昌，字竹君。曾为张之洞部下，民国后积巨资到上海，大量收购《申报》股票，成为大股东，赵尊岳因而得为该报的总秘书。赵尊岳曾出版过《罗浮梦杂剧》，算是戏剧大腕，可惜被后来的声名弄坏了。1938年汪精卫发表投日《艳电》后，赵即加入汪精卫汉奸集团，曾任汪伪国民政府铁道部政务次长、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汪伪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伪宣传部长等职。抗战胜利，全家去了香港，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1959年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一说为文学院院长）。

其实，赵尊岳的父亲赵凤昌，更是清末民初政坛上的活跃人物，辛亥革命时期，在南北议和谈判中充任高级幕僚，人称“中山宰相式人物”。2008年，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出版了8册《赵凤昌藏札》，是当时政界、商界、教育界等各界高层人士与他往还信件的合辑，彩色信笺，名人手迹，所议之事，无论巨细，均为当时历史之见证，里面还有大量的戏剧史料。只可惜太贵了，定价高达7200元人民币，不是我等草民之力所能购买研究的。

第二篇序言的作者，署名“哲维氏”，经查，其人正是福建侯官（今福州）的黄浚（1891-1937，字秋岳、号哲维）。这个同属于“梅党”人物的人生经历，更是奇特。他出身书香门第，四岁识字，七岁能诗，1903年来到京师读书，自幼就有“神童”之誉，著有一部《花随人圣庵摭忆》，流布至今。作为“梅党”，黄秋岳曾为梅兰芳办理文案，据说梅的《霸王别姬》，就是倚仗着黄秋岳掰开揉碎的细说，才把虞姬的性格刻画得丝丝入扣的。可叹的是，抗日战争爆发不久，这个大才子竟向敌方泄露重大军事情报，以通谋敌国罪被判处了死刑。

黄浚罪行，说来惊心动魄，那是在上海“八·一三”抗战开战之初，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召开只有七人参加的秘密军事会议研究对日战略，会议决定堵塞并封锁长江最狭窄的江阴水面，让长江中下游的几十艘日本军舰无法逃跑并予以击沉。正当军事行动正在布置之中，在南京、汉口等地驻防租界的3000多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70多艘舰船以及三万左右的侨民，却在中国海军实施“封江”前仓皇逃逸，致使这一军事行动落空。后经查实，此次重大行动的泄密者，正是行政院高级机要秘书、当时任会议记录的黄浚与其在外交部任职的长子黄晟。黄将情报夹带在自己的帽子里，借去饭馆吃饭之机，让日本特务将衣帽架上黄的帽子掉包戴走。案发后，国民政府于8月26日将黄氏父子连同其他汉奸18人一起判处极刑。有一种说法，当年的日本特工，正是潜伏在南京的女间谍南造云子，她利用美色俘获了最高统帅部掌管机要文件的黄浚。据说蒋介石对此案极为震怒，所以，17人均是被枪决的，独黄浚一人是被砍了头的。这也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首批处决的汉奸。

黄秋岳的这个序言不长，五六百字而已。手边恰有这书第一版的复印本，比照一下，发现新版有不少错处。如开篇“余自丱年旅都，始聆歌曲，及今亦已二十余年”。“丱年”，意指旧时儿童束发成两角的样子，也是黄旅京求学的个人经历。但这个“丱年”，到了今天的新版里面，不知怎么就变成了“昔年”，原意被扭曲了。接着还有一词“窽奥”，但到了新书里面，变成了“穷奥”。“窽”是空的意思，跟“穷”字怎么也挨不着边，莫非编辑误认为是“穷”的繁体字，就一厢情愿地将“窽”改为“穷”字？其实，新版序言中的这两个错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上都有，一查既得，算不上是疑难杂字。由此看来，在今天旧著重印的浩大工程中，亟待提高的，还有编辑的基础知识水平。此外，新版序言还有不少断句之谬，读来让人莫名其妙。

张伯驹《金缕曲》有名句：“梅尚程荀皆有党，问谁人、拼命捧花面？空出了，一身汗！”当年四大名旦靠的是自身本事，才享有如此盛名，岂是“粉丝”捧出来的？旧著重印，不以人废言，两篇序言得以保留，这家出版社可谓还原着历史。如书中能再加以注释，让读者知晓这写序言的赵尊岳与“哲维氏”是何许人也，这种还原会更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