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晚，当“温州求工记”的采访在杨正拾热气腾腾的“上岗庆典”中结束时，我始终难以确认：此行是否就此打上了句号？

从鼠年腊月廿七到牛年正月十六，我从长沙出发，到深圳、北京、湘潭、凤凰、温州来回跑了20天，坐了四趟火车、一趟长途汽车，节前节后跟着农民工兄弟返乡、进城，一路上被他们的困顿和艰辛所触动，也被他们的韧劲和开心的笑容所感染。

他们好像是新结识的一群朋友，我每天的文字报道，只不过是夜深人静时写下的一组日记。在这一组“日记”中，“全球金融危机”、“春节”、“农民工”及其“返乡”、“进城”，是一直把我的神经绷得紧紧的一连串“关键词”。

每次背起采访的行囊，总有宏大叙事的激情充溢胸间。然而，在经济形势的严峻程度仍在“充分估计”之际，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仍在冒出来的时候，记者很难对农民工就业的走势作出一个清晰判断。

但是，贫困的农民是不会如此犹疑的。不管是返乡还是进城，在求职、打工的路上，农民工每走一步都很不容易。

想一想，凤凰县阿拉镇跨省求工的徐家兄弟，不惜撇下年迈的老母孤单地“留守”，他们在打点行装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想一想，我是多么的赶巧和“幸运”，在漫长的旅途中能跟他们相遇，跟他们同行，虽然记录的只是他们的一小串脚印。

行走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泥泞之中，农民工的每一串脚印都像一根“数据线”，把他们那些悲欢离合，一步一步地，“输”入到了任何事先能够设定的宏大主题之中——偶然迈出的脚步，总是能够踏上必然的里程。他们的脚印，不会轻易地被雨打风吹去。他们的千千万万双脚印叠在一起，融入到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步伐中。

他们留下的串串脚印，最终或许能踏破“金融危机”泥泞的一角。因为他们正在付出代价，就像我们这个国家正在承担责任一样——“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是最大的贡献！”

想一想，我是多么的赶巧和“幸运”，记录了这些农民工的脚印，也结交了一群农民工朋友。

2月12日晚，在深圳打工、跟我一起挤车回家的常德籍农民工金志红，给我的邮箱发来了一个很有趣的卡通——

一个全副武装的大兵，不停地向前走着，绿色钢盔下滴着大颗的汗珠，身后留下一长串脚印……我猜想，这是他对记者这个行当能够给出的一个非常直观的理解：记者，也应该总是在路上！

《过大年：本报记者跟车、蹲点采访记》系列报道已经“落幕”。但是，对农民工的命运以及我们这个国家脚步的追寻，不可能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