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就业形势不像想像的那么悲观”，“这些农民工并不像想像中的那么脆弱”——在想像与现实之中，媒体及各界人士在密切关注着农民工群体，找寻着这个群体在经济“寒冬”里的真实生存状态。

权威部门公布：在1.3亿外出农民工中，“2000万农民工因金融危机失业或没有找到工作而返乡”。这绝不是一个小数字。这些农民工对日后生计如何打算？是留守家中还是离乡返城？他们如何扛过这个“寒冬”？本报一组《过大年：本报记者跟车、蹲点采访记》，以零距离的跟踪式采访，努力给我们描绘着这个群体的画像，生动、实在，让我们看到这些农民工面对生活变数的忍耐和坚强。

他们首先是务实的。不少农民工明白，自己“回乡是干不了什么的”，所以宁可忍耐着长途的漂泊、异乡的陌生，“老乡带老乡”，借助一切可能借助的力量，向城市进发。有技术的，找活儿时不会对老板低三下四，“像是甲方乙方，没有丝毫求着老板的意思”；没技术的，找到一份不要技术的活儿，“已经满意了”，他们知道自己的定位，对低于以往的工资，似乎也很有心理准备，不用别人提醒、劝告，他们有他们的生存本能。

他们默默忍耐着现实变故所带来的挑战，从不放弃生活的希望。他们“有着野骆驼一般的机警和耐力，能嗅到一洼遥远的水，嗅到一丝随时可能逼近的威胁”。他们已把生存的底线压得很低，甚至可能分不出心来关注一下媒体正热烈讨论的农民工养老及医疗保险改革话题，眼下，他们只求有一份活儿干。他们一次求职的失败，于中介服务者来说，只是让求职者填一张表而最终无果；于左挑右拣的老板而言，可能是月末利润的一个小小零头；而于求职的农民工来说，则是一切都没有着落，舍不得坐一次两块钱的公交，舍不得办一张当地电话卡……但他们并不放弃。

他们大都面无表情，但他们同样有血有肉，有情有义。除了工资，他们更在意老板“对工人好不好——这个最重要”，甚至还能理解老板，“老板有老板的难处”。跟踪采访的记者呈现给我们的，不再只是一个“农民工”的符号，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这样的生命需要温情，渴望阳光。

返乡、离家、求职，所有的奔波只为了一只饭碗。一只饭碗的分量有多重？于一个农民工来说，意味着养家糊口；于国家来说，则事关稳定与发展。个体与国家的命运在就业问题上，紧紧缠结在一起。

这些农民工们可能来不及想为啥自己要为饭碗的事如此辛苦奔波。他们的父辈的父辈只需守在家中的炕头，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小日子；他们的后代的后代很可能会与时下城乡夹缝的尴尬挥手告别。只有他们无可选择。他们只能不停地奔波，在奔波中寻找着自己及全家人的希望。

如果把国家的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看成一条行船，那么，这些在城市与乡村间艰难找寻着生存空间与方式的农民工，则是一群拉着船前行、胼手胝足的纤夫，他们肩上纤绳的拉力很大。没有他们，这条船的前行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应该从国家的进步中得到些什么。来自政府及各界的援助之手，正在努力为他们架起相对平坦的生存之路。

“人在旅途，难免要面对各种变数”——记者的感言，并不仅对农民工而言，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在这个不寻常的时代，适应种种变数，同样是我们无可回避的生存状态。